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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生活的“沙之书” ——评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 邵 部  2019年05月24日16:28

内容提要:《应物兄》是一部情节线索不断被纷至沓来的人物、事件、常识打断,最终以碎片的形式达致总体性的小说。它以那辗的方法谋篇布局,用丰富的细节摹形状物推进叙事,呈现出一种根系式的样态。在结构、技巧和文体上,《应物兄》保持了李洱一贯的先锋性追求。不过,这种先锋性早已溢出了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常识范畴,有待于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谱系中加以理解。作为一种尝试,本文试图以古代文论传统为参照,解析这种先锋性的形成,进而探究形式之下的整体结构,即《应物兄》对经验世界互文性的发现。

关键词:李洱 《应物兄》 那辗 极微 互文

李洱曾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迸发出惊人的创作热情,写出了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不过,这种现场式的高强度写作似乎并不适合他。言尽矣,一个新的小说家从自我的余烬中涅槃。新世纪以来,他进入到另一种写作境界——慢节奏、少而精,小说不再是才情的冲动,更多地依靠常识和理性。而且每一次出手都野心勃勃,总要挑战写作的难度和时代的难题。在这样的境界中,他写出了一部《花腔》、一部《石榴树上结樱桃》,而在2018 年,他交出了磨砺13年之久的《应物兄》。

《应物兄》首先在《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连载,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8年12月出版(后记所署日期为同年11月27日)。虽已是年终岁尾,一经推出却马上成为文学界一个备受关注的事件。本年度几项重要文学评奖中,《应物兄》获评“2018 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作品”,列于“收获文学排行榜”“新浪好书榜十大好书”之首,以及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的第二名。评奖只是现象的一个方面。批评家面对作品时的兴奋、投注于批评文章中的热情,让大家看到,一部小说在今天依然可以成为具有通约性的公共话题。

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在总体性理论崩溃的时代,批评家总要依靠文本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应物兄》以其新的诗学建构为他们提供了对象,无论褒贬,小说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充足的论据。它似乎包含了很多难以被固有的批评范式所消化的东西,也许要拉开时间的距离才能看得清楚。对于文学批评,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诱惑。

就我的感受而言,《应物兄》博杂、模糊,亦正亦邪、亦俗亦雅,是一个充满了悖论和矛盾的文本。反讽无处不在,却不能完全消解掉文字背后涌动的历史情感与作家概括当下生活的愿望。扑面而来的是日常生活的碎片,但在表面的零散之下,却可以清晰地感到有一种坚固的东西使他们黏连为一个整体。反映到形式上来,就在结构、技巧和文体上呈现出李洱一贯的先锋性。不过,我以为,这种先锋性早已溢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范畴,有待于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常识谱系中理解。作为一种尝试,我试图以古代文论传统为参照,理解这种先锋性的产生,进而探究形式之下把各种矛盾统和起来的整体结构。

一 那辗:《应物兄》的章法

小说开篇写应物兄准备按照校长葛道宏的意思,劝说费鸣加入即将筹建的儒学研究院。费鸣是应物兄的弟子,但应物兄却觉得没有比他更糟糕的人选。为什么呢?这里没有写下去,忽然一个电话进来,却是乔木先生让他去宠物医院送狗证。第二节荡开一笔,由这个电话引出应物兄回忆自己与乔木先生的往事。随后,赶到宠物医院的应物兄被铁梳子手下关在卫生间里,听到门外费鸣发狠话让对方等着瞧。由这一句话他联想到费鸣与他的嫌隙,回忆中出版人季宗慈、电台主持人朗月等人物粉墨登场,经由这些枝杈又牵引出姚鼐先生、文德斯兄弟、栾庭玉等诸多人物。直到第十节才通过费鸣咒骂卡尔文的一句话,将应物兄拉回到动物医院里。

时光流转,众相迭生,应物兄还是那个被关在卫生间的应物兄,但读者却追随他认识了太多的人,经历了太多的事。再回到小说中的情境,已经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仅十节,那些构成这部80 余万字长篇小说的基本要素已初现轮廓。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应物兄与费鸣的谈话最终在第24 节实现,伏下的赴京谒见儒学大师程济世一线,迤逦至第38 节才作了结。程济世回国与否、儒学研究院能否建成直到小说结尾仍是未知数。

这就使得《应物兄》呈现出一种根系式的样态:主线曲折孱弱,触须却繁茂,蓬蓬的一团,伸向四面八方——历史、现实、美学、哲学,一切看似不协调的常识彼此打了个照面,握手言和。面对这部小说,那种已经习惯了的故事型读法注定要受到挑战。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称“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这句话用在《应物兄》上再契合不过。它提醒读者,事件之外衍生的枝蔓,那些荡开一笔的“闲话”,才是真正值得留意的地方。如何认识这样一种大家并不熟悉的结构小说的方法呢?笔者联想到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时提到的一个概念:“那辗”。

《西厢记》里,《琴心》写莺莺与红娘散步,隔墙听得张生调弦,已是心意相通。接下来的《前候》一节,所叙之事不过是红娘回复张生,张生央告她代转信件罢了。事属平常,本难出彩,但这一节却写了洋洋六七百言一大篇,让金圣叹手不释卷,“取而再四读之”。其间微妙何在?金圣叹苦思良久,方悟到友人陈豫叔谈论双陆(古代的一种博弈类棋盘游戏)时提到的那辗一说亦是做文章的妙门。

陈豫叔认为双陆之道,不出“那辗”二字,“‘那’之言搓那,‘辗’之言辗开也”1。说明过来,“搓那就是不急急于说破本题,而故意摇曳之,擒纵之;辗开就是在快接触到本题时,忽然又停住,再从其他方面加以烘托和渲染”2。金圣叹以此思路复观《前候》一节,《点绛唇》《混江龙》详叙前事、《油葫芦》写两人一样相思、《村里迓鼓》写红娘欲敲门而又止……因数番那辗之故,方使一段平常事写得妙笔生花。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法》中,更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文字可以说明那辗的技法:

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个球,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一时满棚人看狮子,眼都看花了,狮子却是并没交涉,人眼自射狮子,狮子眼自射球,盖滚者是狮子,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如彼滚,实都为球也。《左传》《史记》便纯是此一方法,《西厢记》亦纯是此一方法。3

同样地,《应物兄》亦可谓纯是此一方法。应物兄筹建儒学研究院正如狮子滚球一般。他辗转腾挪、疲于奔命,穿梭于儒释道、官商学、海内外,汲汲于应对各路人马以及其间交错的人际关系。盘旋之间,枝节横生,横生处复引出其他丝蔓。总是目注此处,手写彼处,将近即止,看似走入了一条岔道,展现在面前的却是一个广阔天地。如此一来,一本书仿佛具有了无限展开的可能。小说中的人与事因此可以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被植入更广阔的时空容量。

应物兄去美国拜访程济世,程济世回济州之事已经在二人初次见面时谈妥,第二次谈话开始得无关痛痒。话题始于郏象愚的改名,接着问及应物兄的改名和“应物”二字的来历。这就触及了应物兄命名的秘密,一问一答自然流动的对话,被心理描写所打断。他忆起本草镇充满神秘色彩的班主任“朱三根”,这位表情总是又喜又悲的“右派”,写下何劭《王弼传》中的一段话:“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放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为应物兄起名。研究生面试时,凭借背诵这段话,应物兄被乔木先生收为弟子。他拿着通知书回到本草,第一件事便是去朱老师的坟前祭奠。应物兄显然极想把这段故事告诉程先生,可程先生不能像读者一样体察应物兄的心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代我问他好”便转开了话题。

命名是塑造人物最直接和最经济的方式,在筹备研究院的整个过程中,应物兄展现出来的状态是应物而为物所累,实则名实相反。说明命名的这段话本是全书的题眼,但却在极不起眼的地方点出来。而且,谈话间隙中插入的这段回忆,包含了足以撬动整本书的设计,应物兄的来历、作为“原乡”的本草、直至结尾都没有揭示的小颜与朱三根的关系之谜,这些在下卷中愈加重要的话题都可溯源于此。或许还可以从这里进一步对程先生与应物兄的关系作些解读。程先生问起“应物”二字只是闲聊,并非真正关心背后的故事,也即并不真正在意应物兄。两人相对,中间隔着两种不同的人生经验。所以后来太和研究院变成了太和投资集团,程先生从容地在视频会议现场写一副“太和投资”,而真正对研究院倾尽心血的应物兄对此却毫不知情。葛道宏的秘书小乔说程先生的字“有骨,有筋,有媚态,也飘逸”,是评字,也是在评人。

这样的设置贯彻在每一小节乃至整本书中,直至完全消解了支撑着叙述型小说的故事结构。作为小说家的李洱,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都有一种深刻的自省意识。在他看来,作为创作资源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再是小说的第一要务。“当代生活中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就是故事的消失。故事实际上是一种传奇,是对奇迹性生活的传说。在漫长的小说史当中,故事就是小说的生命,没有故事就等于死亡。但是现在,因为当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以前被称作奇迹的事件成了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4作为作家文学观的反映,《应物兄》并非一部叙事型的小说,而是一部情节线索不断被纷至沓来的人物、事件、常识打断,最终以碎片的形式达致总体性的小说。

二 起于极微,归于虚无

如果说讲故事不再是使小说成为小说的艺术法则,那么要拿什么来填充故事退场后留下的空白呢?

《午后的诗学》有这样一段描写。费边为了报复靳以年,到处收集他的生活细节,然后贴到一个缎面笔记本里,“就像一个收集到了许多弹片的士兵”。对于《应物兄》来说,正是那些充盈饱满、俯拾皆是的细节被李洱拿来取代故事的作用。李洱是一位迷恋细节的作家,直言喜欢用细节的弹片,击碎前辈作家在故事中营造的历史结构,“使小说从线性的叙事中暂时游离出来,从那种必须的、非如此不可的叙述逻辑中脱离出来,从那种约定俗成的、文本的强权政治中逃离出来”“使小说恢复它的活力,或者说有一种特殊的穿透力”。5《应物兄》常可见到从日常事物的“极微”处发现文学性,进而颠覆感受惯性的细节。做完电台节目之后,应物兄同朗月来到粥店,朗月靴筒上的雪融化了,滴到应物兄的脚脖子上。应物兄感到一阵冰凉,李洱的形容是“就像被烫了一下”。一个“烫”字,就再现了那种冬日融化的雪水滴在皮肤上的鲜活感觉。这使我联想起《百年孤独》里小奥雷良诺第一次用手触摸冰块,然后叫道“它在烧”的情形。冰的烧与雪水的烫,这种有悖常识的表述,才会使读者感到语言的活力。

“极微”也是金圣叹的说法。他认为“夫娑婆世界,大至无量由延,而其故乃起于极微。以致娑婆世界中间之一切所有,其故无不一一起于极微”。有此种眼光和手笔,极微之小,亦可通于宇宙之大。何为极微?他用形象的语言做了推演。野鸭的腹毛如云层般鳞鳞排列,“相去乃至为逼迮”,以极微之心方得“观其轻妙若縠”。草木之花,“一瓣虽微,其自瓣根行而至于瓣末,其起此尽彼,筋转脉摇,朝浅暮深,粉稚香老,人自视之,一瓣之大,如指顶耳”。又有如灯火之焰,由淡碧入淡白,由淡白入淡赤,由淡赤入乾红,由乾红入黑烟,相际相分在其间。有此极微之心,方能察人所未察,道人所未道。如若能够推此及彼,则“操笔而书乡党馈壶浆之一辞,必有文也;书人妇姑勃谿之一声,必有文也;书途之人一揖遂别,必有文也。何也?其间皆有极微,他人以粗心处之,则无如何,因遂废然以阁笔耳”6。

这其实是一种高难度系数的写作,它要求作家作到如陈豫叔所说的“气平、心细、眼到”,如此一来,“一黍之大,必能分本分末;一刻之响,必能辨声辨音。人之所不睹,彼则瞻瞩之;人之所不存,彼则盘旋之;人之所不悉,彼则入而抉剔,出而敷布之。一刻之景,至彼可以如年;一尘之空,至彼可以立国……”7

以“极微”的眼光看待日常生活,一只濒死的蜜蜂也大有文章可做。应物兄在生命科学院基地,看到被华学明斩首的蜜蜂扑向自己的头:

它扑得太猛了,身体跑到了前面,脑袋却从它的腿间溜了出去。失望不能够写在它的脸上,但能够表现在它的形体动作上。只见它的身体俯仰不息,似乎是在捶胸顿足。然后,它定了定神,慢慢地扭身,徐徐走向自己的头,伸出前腿,搂住了那个头。其动作之温柔,之缠绵,令人心有戚戚焉。应物兄觉得自己的后脖劲有些冷……8

从蜜蜂的动作、神态到观者的心理,作家手持放大镜做了条分缕析的描述。同时,在这个过程本身以外,它还呼应着一个更大的层次。这段描写是为了说明任何动物的首身分离并不意味着死亡,它们在意念中仍然在寻找一个整体感,隐秘而曲折地通向结尾的应物兄之死。它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预设了超现实描写的逻辑基础。应物兄发生车祸,灵魂与肉体分离,一个声音在问:你是应物兄吗?他听到回答,说“他是应物兄”。这段堪称经典的问答以肯定性的回答确认了应物兄的整体感,也为这个悲情的文学人物落下幕布。

《应物兄》摹形状物如工笔细描,不吝笔墨,收束起来却朗朗疏阔,如秋风冬雪,簌簌纷纷,一片萧飒与虚无的景象。

黄兴(子贡)来济州是小说的一大转折。此后,应物兄被边缘化,对于事件的发展,他降低到与读者同一层次上,更多给人一种后知后觉的无力感。与董松龄的一段对话写得极为精彩。董松龄迂回曲折,攻城略地,应物兄毫无招架之力。转瞬间,窦医生成了程先生的健康顾问、吴镇当了副院长、陈董也参与到太和的投资计划中来。应物兄终于意识到研究院并不像自己预想的那样简单。小说的节奏开始加快。应物兄反思自己是不是因为此事过于亢奋,又因为这种亢奋生出了沮丧。于是,那些边缘人,像芸娘、陆空谷、文德斯、双林父子、子房先生、曲灯老人,进入了他生活的中心位置。他也注定了要和这个群体一起撤离现场。

应物兄接到陆空谷与文德斯结婚的消息时,那天正下着雪,路边的麦地里,绿色被白色覆盖,鸦群散落在麦秸垛上,背是白的。雪落黄河寂无声,风抛雪浪向天际,已经预示了那种“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结局。费鸣提出辞职;豆花死了,栾庭玉被双规;葛道宏调离济州大学,董松龄代理校长,吴镇取代应物兄常务副院长;珍妮扼死了新生的畸形儿;芸娘去世,应物兄出了车祸……声色过后,繁华落幕。

“生如生叶生花,扫如扫花扫叶”。若没有开篇应物兄的那句“想好了没有,来还是不来?”便不会有这一大段故事,这是把“一切世间太虚空中本无有事,而忽然有之”,而结局也如扫花扫叶般,将“一切世间妄想颠倒有若干事而忽然还无”。9从有还无,当下生活中的虚无感力透纸背。再回头望去,那些通古今、致中外的学识,那些机敏的俏皮话、严肃的警言警句,以及那些碌碌于世的操劳,都变得飘渺起来。

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一个时代也随着这代人的撤离落下幕布。《应物兄》正是以这种不免悲伤的心态向文学的1980 年代告别。告别之后,留下的是什么呢?一个不确定能不能落成的研究院、一个未及展开的投资计划,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则是那个前途未卜的新生儿——浑沌。

三 现代小说与记言传统

近年来,将当下文学创作接续到某种古典传统的脉络不再是新鲜的做法了。传统渐成新锐,世情、传奇、章回、志怪……作为理论话语转换的符号,开始出现在批评文章中。不过,面对一个被放大的古典传统,在当下创作中找到某一个方面的回应总是容易的。批评对此不能止步于指认的层面。古代文论如何进入批评实践,需要带着今天的问题意识,发掘它说明当下文学创作的能力,使之“成为可以理解和价值估量的理论遗产,向大家开放,和大家对话”10。前面的论述中,我试图以金圣叹的评点为参照系,阐释《应物兄》谋篇布局的章法和摹形状物的技法。对于《应物兄》的文体革新,则需要另谋出路,放置在讲究“通而能辨”的大文观的观念体系下来理解。11

李洱是一位擅长写“说”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染有喋喋不休的“话痨症”,既是费边(《午后的诗学》)、孙良(《喑哑的声音》)职业病的外在症候,也是他们面对日常生活时无所适从的病根所在。口若悬河反而是失语的最无望的状态,这是独属于李洱的关于“话语”的辩证法。这样的设计进入到《应物兄》里就表现为大段的对话和议论,以至于使我在某些时候心生恍惚之感,怀疑自己正在阅读的是不是小说。

在《应物兄》里,“说”被赋予了多种表现形式和意义内涵。讲学论道、日常谈话、资讯报道、学术著作、诗词唱和、会议报告甚至是灵签上的谶言、字画中的题字……很难想象,在一部小说里,大家竟然会遭遇如此多的“双引号”与“书名号”。《应物兄》以这种方式间隔故事,调节叙事的节奏。外观上,不断出现的分隔符好像撕裂了文本,使叙事主线变得凌乱;内在里,这些自成一体的形式却赋予了文本重组的可能,使凌乱的部分有其意义且可以互相沟通。它们将话语权由叙述者转移到人物手中,划定出独属于“常识”的疆域,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内在对话性。梁鸿以“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为这种写作模式命名,指出常识之间通过关联性进入叙事话语,结果是“故事逐渐模糊,事实不断衍生,细节淹没了一切,淹没了小说时间、情节,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衍生的意外、关联与不断庞杂的结构空间”12。这种认识可谓切中肯綮,指出了李洱实现文本意义增值的秘法。

这些溢出来的“常识”营造氛围、塑造人物,却无意承载推进叙事的功能。因此,它们的载体是“言”,而非“事”。可以说,在李洱建构的诗学世界里,“言”的篇幅和地位都超过了“事”。语言形式的多样,使得读者稍不留意就会在文本中迷失方向,陷入语词的迷宫。以最规范的学术体例论证并不存在的虚假之物是李洱常用的“诡计”。如关于济州蝈蝈的叙述。这是程济世念念不忘的儿时玩物。在华学明的论文里,它具有一切使人信以为真的外在特征。起源地、习性、发生频率,甚至最后一只蝈蝈“末代皇帝”的灭绝都被清晰地考证出来。所有的语言都是真实的,唯有语言对应的事物是虚假的。这种设计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它们就像李洱在《花腔》中培育的“巴士底病毒”,潜伏在文本中,伺机寻觅读者免疫系统的漏洞。最严谨的语词,导向空洞无物。反而是俏皮话和不经意的清谈,越是荒诞不经,却可能闪现出看透真相的睿智。

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从这个意义上,大家或许可以将《应物兄》称之为记言体小说。《应物兄》的每一节由首句两三个字为标题,正是应物兄言必称之的《论语》所用的方式。李洱或许是以此向语录体著作,也即古典文学的记言传统致敬。当谈到现代小说的古典传统时,大家往往将之指认为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亦不外乎叙事和抒情两端。而《应物兄》所做的,正是消解叙事和抒情在小说中的作用。在笔者看来,它的体例与趣味离《史记》和《离骚》为远,更接近于记言体的《国语》。小说里有应物兄审读范郁夫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场景,以叙述者的口吻讲到《国语》与《左传》的对比,“《国语》偏于记言,记录的大都是贵族之间讽谏、辩说以及应对之辞,主要通过对话来刻画人物”13。这不正是《应物兄》所具有的特点吗?

小说通常的法则,是在从生到死或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结构中,书写一个人的爱恨情仇和事功行止。小说里始终是一个在“动”的人,要么是行动,要么是情动。与此对应,“说”在塑造人物、架构小说的过程中所起的只是辅助作用。《应物兄》则颠倒了这重关系,转化了记言体的形式,在“双引号”内拓展文学的表现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双引号”所隔开的内容,往往自成一种界限明确的文体。诸如以上提到的资讯、讲话、辞条、论文等,当这些很少被当代小说吸取进来的文体,尤其是古代文体和当下的应用性文体,蜂拥而至的时候,作为小说的《应物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文体的综合。

小说由“传统”而“现代”,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也是一个转化其他文体的过程。古代文论中有高度的辩体意识,《文心雕龙》论文章写作,共涉及81种文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共收录辨析文体127 种。但同时又有一种通观精神,审美性、应用性的文体都被纳入到文论的视野中。具体到“小说”的定义来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小说别为三派,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缉琐语。“杂”“异”“琐”之说,表明古代小说是要容纳从其他文体中剔除出来的部分,带有综合的色彩。也就是说,就文体而言,“传统”的口径宽,而“现代”的口径窄。陈平原先生也曾选择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和书信六种内涵明晰的文体概念,谈论传统的现代化转化在小说演进中的作用。反过来说,更多的文体样态则没能经过这个转化,被阻挡在小说门外。

在“小说”的常识谱系中,后来者也在创造着它的起源。“记事”接近现代小说的理念,可以轻易地完成现代转换,从“史传”进入“小说”。在今天面对《史记》,大家能够无障碍地以“小说”作为前理解去阅读它。而“记言”呢?面对魏晋文人的清谈、明清文人的笔记时,这种自然的阅读机制就受到了冲击。大家面对的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能或者不能被看作小说?似是而非之间,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地带。也许,这正是《应物兄》在文体上的意义所在。

四 沙之书:关于经验世界的互文性

学识渊博却不幸早逝的文德能生前最想写的是一部“沙之书”。这本想象中的书“既是在时间的缝隙中回忆,也是在空间的一隅留恋。它包含着常识、故事和诗,同时又是弓手、箭和靶子;互相冲突又彼此和解,聚沙成塔又化渐无形;它是颂歌、挽歌与献词;里面的人既是过客又是香客……”14

这段话多少有些夫子自道的味道。《应物兄》何尝不是这样一部“沙之书”?文德能没有完成这本神秘的书,但他预设的目标决定了“沙之书”必然是一部游走于常识之间,打通历史与现实的互文之书。

互文之于李洱,不简单地是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策略,而是文本内部凌驾于技巧之上的游戏规则,是把碎片粘着为整体的深层结构。它意味着对话、联系、辩证,一瞬可以如年,一尘可以立国。当下不仅是此刻,更是在时空脉络里的一个原点,向任何方向走去,都可以到达希翼之地。它是历史累积层的浅表地面,叠加了所有过往留下的痕迹。只要稍一留意,就能于静默之中听见久远的回音。据说,《应物兄》里出现的中外典籍多达到五百多部(篇)15。在这个文学世界里,二里头、孔子可以和21 世纪大洋彼岸新新人类共生,儒释道的教义可以与动物、植物、器物的常识并存……万物有常,并行不悖。

同时,互文的吸附力也将作家的创作史粘合在这个新的结构中。费边、葛任、本草镇……这些符号的出现意味着此前的创作并没有随着最后一个句号完结,而是在文本之外继续生长。谈到日本的月印精舍时,李洱甚至会在脚注中引用《花腔》中的段落。程济世是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符号,国内形形色色的人物因他而“动”起来,是一个《斯蒂芬又来了》的结构;应物兄的阐幽发微、面对现实的无力感,这是一个《午后的诗学》一脉小说里关于当下常识分子日常生活的结构;程家历史的讲述、探寻和改写,是一个《花腔》式的历史结构。以互文的观念看,“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取和转换了别的文本”16。互文使历史文本、个人创作以及现实生活的连接在《应物兄》中成为可能。

“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重合部分,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17如果说李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那么他的独创之处或许就在于对经验世界互文性的发现。他以此对经验世界进行摹写与过滤。那些被前辈作家当作支点的大事件,在这个文学世界里烟消云散。反倒是那些柔软的东西比如器物、生物、著作能够躲过历史的暴风骤雨,而成为后来人理解过去的坐标系。面对常识碎片取代了故事结构,而且已经不可逆转地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下生活,《应物兄》试图找到一种可以与之相匹配的文学样态,并以这种方式为一代人的生命作一个注脚。

注释:

1 3 6 7 9金圣叹:《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张国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47、13、63、147、195 页。

2傅懋勉:《金圣叹论“那辗”》,《边疆文艺》1962 年第11 期。

4 5 12李洱:《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98、147 页。

8 13 14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94、1015、880 页。

10 蒋寅、孟繁华:《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 期。

11左东龄:《大文观与中国文论精神》,《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

15《且看应物兄如何进入文学史画廊 ——李洱长篇〈应物兄〉研讨会实录》,http://www.sohu.com/a/284774853_222496.

16[法]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4 页。17[美]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208 页。

[编辑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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