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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祥:重读《老闺蜜》

来源:长江文艺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 杨庆祥  2020年02月25日09:01

须一瓜的《老闺蜜》发表在《收获》2014年第2期上。我在2014年年底读到这篇作品,并马上决定把它收入到我主编的一本年选中去。当时的阅读印象已经模糊,不过仅仅是都市、女性——而且是衰老的女性——已经足够引起我的兴趣,在2014年,城市题材方兴未艾,而当代文学中对于老年人的书写更是稀少,这两点,就足以说明《老闺蜜》在当代写作中的独特性。如今转眼过去了5年,须一瓜的写作之旅也越发宽阔,但是回过头去再读这篇《老闺蜜》,祛除其题材的因素,作为一部小说,它的可读性并没有丝毫的丧失,而其可解性,反而是越发丰厚起来。

《老闺蜜》以高老太婆和林老太婆的一次约会起笔,这约会是两位年过七旬老人的固定节目,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有一个久违的老友——张丽芳——从新加坡回国了并且要加入她们的聚会。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并非从聚会本身开始写起,而是荡开一笔,从高老太婆出门下楼开始,她的膝盖已经不能承受时间之重,她在公交车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由此引出的社会百态也纷至沓来,与此形成对位的是,林老太婆将局促的住所隔开出租只是为了换取一点可怜的租金,她穿着一件经过“改装”的商业T恤,并一度在菜市场专挑剩下的菜蔬。这是一幅老年生活的速写,身体的衰老和物质的局促在大时代繁荣昌盛的反衬下越发显得昭彰。须一瓜有近乎刻薄的观察力和白描能力,她将故事的主要场景安排在一个低廉的茶餐厅,于是大家就看到了两个近乎漫画人物的老妇女,瑟缩在繁华都市的一角,以其自身的剪影划开时代生活的景观,让大家看到一种张爱玲式的朽坏和衰败。

这么说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两位老人的不幸生活全部是因为物质造成的,而实际情况是,相对于更广泛的贫困人群,这两位老人在物质上算得上是充裕的,她们生活在中国繁华的大都市,有固定的退休金以及租金收入,儿女虽然不孝顺,但也都可以自食其力,所以她们才可以享受固定的约会时间——虽然往往是一壶水仙茶一包云片糕打发一上午。因此,对于这两位老人的同情或者怜悯之情并非来自于物质层面,而更是来自于精神层面。相对于物质的局促,这两位老人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的贫乏更让人深思:她们的全部聊天内容都是对生活的抱怨、对社会的不满,并同时将这种抱怨和不满发泄于身边之人。从小说的一开始高老太婆对邻居的不满,到公交车上对其他乘客的辱骂,再到茶餐厅里捉弄服务生,最后歇斯底里的爆发是对一个素不相识的跳楼者大喊:“是男人你就跳,我就赌你不敢跳……快跳啊,看的人都走了”……

从两个老人的吐槽私语到突然加入到围观的人群中,须一瓜通过这一“围观跳楼”的事件将小说的思考层面挺进了一大步,这两位老人现在不仅是自身的产物,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不仅仅是个体的产物,同时也是环境的产物。这“老闺蜜”的“老”,也就不仅仅是年龄的计数,同时也指向一种灵魂之老旧,之腐败,之难以拯救。

读者们或许会敏锐地意识到,有个人物一直缺席。对,这一次约会的主要推手张丽芳一直到小说结束了,依然没有出现。而正是对这个张丽芳的等待和想象,使得这一次约会溢出了日常的惯例,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形,这一变形使得这部小说超出了写实的层面,而有了一点点荒诞和黑色幽默的色彩。熟悉文学史书写的读者或许会想起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文本,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剧作《等待戈多》,两个流浪汉日复一日地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戈多是谁!生活的虚无和精神的乏味由此得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表达。《老闺蜜》中的两个老人也在等待着一个人,那个人也一直没有出现,但是那个人是具体的、有名有姓的、有来路有去路的。须一瓜显然不想将自己的小说抽象为对贝克特的一个复写,她固执于生活具体的细节和喧闹,尽可能地忠实于自己的感性和热情——无论如何,这两位老人还是爱这个世界的——虽然这爱看起来过于贪恋,也因此无法摆脱灵魂中的平庸,但这却是真实的此时此刻的中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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