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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来源:文汇报 | 王占黑  2020年02月27日07:21

收拾完新家,回到旧家,我妈指着小房间里两张地图问,大家在这住多久了。我说,十三年。顿一下,才发现一九九七至今是二十三年。我总是习惯性地把千禧年以来折算成十年,时间被意识压缩了。地图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用订书机订死在墙上,各种贴纸、便签、图画,乱七八糟,还没完全褪色。上面有些地方已经解体了,有些几近沉没,有些打了这么多年,还是没能走出战火。十三和二十三年,在二字打头的年份里,好像显得有点差别,又好像差别不大。

香港回归前几个月,大家搬家了。那时我还小,大人们先去了,留我和一些小型家具在一部三轮车里,然后来了一个手脚最快的叔叔,推着我和家具们去往新家。关于搬家,我只记得这些了。从车厢式的一室一厅到带阳台的两室一厅,大人的快乐我不懂,我只为一件事高兴,就是从前那栋楼里玩得最好的姐姐,从此要和我对门对面了,这种如愿以偿的巧合太幸福了。尽管当时的我并没意识到,大家都喜欢同比自己大的人玩。姐姐很快到了发育的年纪,同我疏远了。

新家在一楼,水泥地皮,木窗木门,大家就这么结结实实地把旧家具照搬了进去。一楼光线差,户型又很怪,自那以后,几乎每个白天都要开灯:烧饭要开灯,吃饭要开灯,写作业要开灯。但阴暗并非重点,重点是由此而来的潮湿。很多年里,我家的墙皮不断渗水、掉皮,我家的衣被大清早晒出去,吃过中饭就落荫了,我家橱柜里的物什,总是隔一季就出霉点,白白的,密密的。那天有一只漂亮的五斗橱,搬进来时磕坏了一只脚,从此只能用硬板纸来垫。慌乱中,谁知道是在哪个叔叔手里坏的呢,仗义帮忙的人又怎能责怪呢。那只脚仿佛是一切吵架的开端,后来我家有过无数次大人的吵架,一切都发生在阴暗中。

小学四年级,非典来了,我借住在爷爷家。要挤很久的公交,再步行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学校,每天戴口罩真的很痛苦。终于在夏天快来的时候,口罩可以摘了,我家的装修也快好了,大人允许我回家看看。住到第六年,终于有钱搞装修了。那时爸妈在公园里开一爿照相馆,赚点小钱,但很快,数码时代就干翻了所有机械设备,大家关店了。好在这笔钱刚够还房子的欠款,以及在我妈的强烈要求下,剩下的钱用来装修。此前老王一直唱反调,他说,水泥地皮有啥不好,冬暖夏凉(其实冬天无比冷)。我在一边跟着瞎附和。但当装修结束,大家躺在木地板上,还是幸福得说不出话来。老王伸出大拇指,还是妈妈利害。我跟着笑。那以后的每个夏天,老王都会耐心给两个房间的地板打蜡,打得晶莹剔透,滑溜溜的。直到后来,他没有力气打蜡了,说起家里,最不变的自豪还是地板。

那天是我人生中快乐的天花板。此后我每次感到极度快乐,心里都会浮起那个下午的情绪。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学期结束,我回爷爷家之前,先走回自家看一眼。天气开始热了,但走在路上还有点风。我在必经的杂货店里买了一种冷饮,那是一种叫泡泡的冷饮,里面是细软的冰淇淋,外面用一个类似气球皮的东西包着,咬一个洞,就可以从气球皮里吸食。长大后我多次同人说起这种冷饮,得到的回应都是没见过、没吃过。而我在形容的时候,总感觉那个外壳更像一个避孕套:这种冷饮真是太奇怪了。总之我回到家,刚好吃完,肚子凉凉的,一楼的房子在夏天里也是凉凉的。大家躺在地板上,老王说,打蜡,学不学。我说学。至于怎么打,聊了啥,我想不起了。只记得那一天那一路,无比的快乐,莫名其妙的快乐。快乐真是纯粹又强健的东西。

这些年大家的邻居陆续搬出,搬进。一批一批、来来去去中,最开始的那些面孔大多不在了,戴金链子的叔叔,传说是前黑社会老大的叔叔,嫁给包工头只能独居的阿姨,没工作却穿着时髦且暴露的阿姨,长得帅但没礼貌的哥哥,还有对门的姐姐,不是走了,就是死了。剩下没搬的老嚷着要搬,又嚷着要等拆迁,毫无动静地,小区一天天在变老。附近那个我和老王都读过的小学,老职工讲,现在招的都是外地人的小孩了。我说这有啥不好。她转念说,还是外地人好,不闹,本地人又穷又赖。我想了想,以前家长确实闹,晚托班提早了,伙食费涨价了,动不动就在校门口骂人,搞得相关的小学生很没面子。

我家也老想着搬,几次动作,最后都因为老王的病不了了之。他走之后,家里更冷清了,我妈需要一个新环境,大家凑了钱,再带上我那笔常被人问起要怎么花的奖金,总算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套二手房。不新,仍然没有电梯,仍然一室两厅,但光线好了很多,再也不愁衣服晒不干了。简单修补后,大家要挪窝了。我妈说,老王,老房子暂时留给你一个人享受啦。

搬家是一场大型告别,和搬寝室或出租屋不同,几十年的印记,被藏在各个角落里、抽屉里,一拉出来,满地都是。我吓了一跳,这么多。我妈说,一家人家啊,什么代价。明明是可以扔的、过气且无用的东西,却因为它的过气和使用记忆而舍不得。一片垃圾,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断舍离之外,当然也少不了一顿捡漏。比如我从小就觊觎我妈的一件呢大衣,无数次趁她不在偷偷试穿。她老不穿,说干体力活用不着,要等正式场合,却又碰不上什么正式场合,现在终于松口说不要了。比如超好看的DIY露指手套和拖鞋,比如老王的复古围巾,百变工具箱,各种记账和留言的字条……渐渐地,东西越来越多,我理了很久,发现告别是一件越理越找不到头的事。

我把精简后的宝贝堆在写字台上。我在这张写字台上写过无数次作业,写完作业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冬天玻璃太冷了,冻疮长过几次。老王搞了一块二手电热板,好几次烫出了裂痕,玻璃台板底下有好多照片都被漏进去的茶水泡得看不清了。

空间和人发生关系,我看见什么,就会想起一些人。在弄堂角落配钥匙的叔叔(传言配出几套房),批发草纸和饮料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双熊猫和旺仔),修表的人(电池比商场便宜不止一半),做床单的人(山寨米奇图案),卖香蕉的人(只卖香蕉这一种水果!),这些人都在我家留下了印记。直到现在,每当我要做什么事情,都会先想到这些相关的人,好像地图上是先有人,再有地点。然后我想到那些常在我家赖屁股的叔叔们。我努力去想当年帮忙搬家具的面孔,砌墙皮的叔叔,焊防盗窗的叔叔,心里吓了一跳,他们大多竟已不在了。喝酒的喝死,抽烟的抽死,还有生病的,出意外的,活到四五十岁就没了。我想起一个身强力壮的高个叔叔,下岗后去当装玻璃工人,不知怎么就被玻璃砸死了。我想起他们,觉得非常非常远,远到分不清他们究竟消失在时间的哪个段落里,离当下有多少距离。他们是很倒霉又很快乐的人,他们活着的时候,我能记起的,全都是嘻嘻哈哈的样子,大大方方的样子。

搬家要送糖糕,新邻居要送,旧邻居也要。我在去杂货店送糕的路上碰到了老板娘,一个脸圆圆红红的阿姨,这么多年她都一直喊我宝贝。这天她看起来要哭了,不等我说啥,她就先说要关店了,然后才说自己身体不好。收下我的糕,她在聊新房子。我脑子却嗡嗡的,不知为何,我想过邻居搬走,想过自己搬走,我竟从没想过杂货店关门,尽管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近三十年的杂货店要关门了,我恍惚觉得一个小区要结束了。

与此同时,老火车站也要关了。它太老了,春节后闭关装修,几年后再见。我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去有十年了,几乎不坐高铁,老火车站离家近,十二块五的普快,印象里没涨过价。我把两件事并到一起,第一反应竟是自己得长大了。忍不住要笑,都快三十了,我还在想“长大”的事情。可这又是真的,在搞不清楚速度的时间里,我也搞不清自己的进程。

我又收拾到小时候的记事本了。有时候写字,有时拼音多过字,有时会剪漫画来贴。在大白鸟头顶的横线上我写下:

一九九九年的事

大家送走了一九九八年,又迎来了一九九九年。在一九九九年的一月一日,我可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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