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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2020年第3期|吴文君:途中的途中

来源:《山花》2020年第3期 | 吴文君  2020年02月27日08:31

五月的瓦尔登湖

来波士顿之前,某天和T视频,T忽然说:“瓦尔登湖就在波士顿附近。”

“是吗?”我感到意外。印象中的瓦尔登湖被森林包围,车马不去,不见人烟——一个只能想想,不可能到达的地方。

T肯定地说:“不远,可以坐火车到康科德,然后走过去。”

有这么方便吗?放下手机,我立即跑去书架,把徐迟译的那本绿封面的《瓦尔登湖》找了出来。看印次,应该是在2003年前后买的,没看完就被我搁到书架上,再也没动过……

T也说很小就记得家里有这本书,里面还有一张徐迟站在梭罗小木屋前的照片。不过,他提醒我湖很小,像个池塘,其实就是个池塘。

池塘就池塘,这本来就是书里的湖。而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瓦尔登湖,不去一去,又怎么知道一定会失望呢?

出发前我把《瓦尔登湖》装进背包,在飞机上也随身带着,偶尔看着某个句子出神:

“一个单独旅行的人要今天出发就出发;而结伴的却得等同行的准备就绪。”

“1845年3月末,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穿过松林,我望见了湖水,还望见林中一块小小空地……”

“在5月初,由我的一些熟识的人帮忙,我把屋架立了起来……7月4日,我开始住进了我的屋子……”

梭罗在湖边住了两年又两个月,回到康科德,又过了七年,出版了《瓦尔登湖》。译序说,他的第一本书就在湖边的木屋里写的,算《瓦尔登湖》的前身,印了1000本,只卖掉100多本,去除送掉的,剩下的全部退给编辑了,以至成为笑谈:藏书900本,自己著的700多本。然而世事轮换,记不清哪一年开始,《瓦尔登湖》在我住的地方也到处可见了,泛滥到有书的地方就有它。大约真有人读了书,跑到遥远的地方沉思冥想,脱胎换骨,开始另外一种人生。可更多的人,怎么绕来绕去,都和冥想无缘,和隐居无缘,记住的不过是梭罗这个人,《瓦尔登湖》这本书。

到波士顿后,不是下雨,就是刮风,冷风瑟瑟的,五月份了,还像中国清明时候的天气。我以为我大概只能看到一个颜色像深石板一样的阴郁的湖了,出发去康科德的早上,天忽然晴了。

火车开出市区,几天没见的太阳把沿途的树木晒得发亮。郊外的树,总有一种无人管束惯了的草莽之气,荒疏之气,忽然抱成团似的一大片挤在一起;忽然又和谁都不依不靠,撇开众人,孤零零地独占着一块草坡。有的挺立,有的瑟缩,有的试试探探,只露出一半叶子,有的让你一眼觉得它就是只想往上长……世上的万物,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我一边看,一边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真的就要看到瓦尔登湖了。

四十分钟后,火车到站。康科德小而寂静,在镇上闲散地走了走,看见一家书店,和橱窗里的鲍勃·迪伦对视了一下,忍不住推开绿色的小门进去。也不管看不看得懂,只挑好看的封面看。认出一本石黑一雄的书,拿起就舍不得放下。

T问我要不要买一本。

我说:“就我这点英语,买了也不会看啊!”

T说:“买了你就会看了!”

好像也对啊。不过石黑一雄就算了,要买就买本《瓦尔登湖》,可以和徐迟翻译的那本对照着看。

店里有各种版本的《瓦尔登湖》。刚挑好一本深褐色封面,质感粗糙,拿在手里像是拿着一块木柴,适合坐在火炉前翻开读读,忽然又在底下一排看到一本淡蓝封面的——那不就是湖的颜色吗?——配了手绘的树林和小木屋,虽然太精致了一点,却怎么都不想再放回去了。

除了《瓦尔登湖》,占据醒目位置的还有爱默生的书。

 

康科德这地方也算了不起了,出了梭罗,不够,还出了爱默生。两个人都毕业于哈佛。爱默生比梭罗年长,看过他的照片,就是一个长着高鼻子的英国绅士,严肃、端庄中藏着和蔼,一股清教徒的气息,随口说一句话就是警句。他早年讲道,当牧师,后来才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到各地发表演说。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十九世纪文坛的巨人,美国文明之父、超验主义领袖。可我印象里根本就没有好好读过他的书,只记得木心的三言两语:“梭罗,爱默生的朋友。爱默生有钱,梭罗穷,在爱默生家打工。”爱默生帮过梭罗很多忙,连瓦尔登湖上的这块地,也是爱默生的产业,不然也就没有梭罗的湖畔之居了。看门口的牌子,谈论这两个人复杂的友谊是这家书店的固定节目,可说到底还是没读过他的书,晚上回到住处才悔恨应该找一找他的故居的。

不过,去收银台之前,我顺带着挑了本《爱默生诗集》,就算给自己启蒙吧,虽然启蒙这种事情以我现在的年纪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不如算作来康科德的纪念物更好一点。看着头发花白的女收银员仔细把书装进印有“Concord Bookstop”的纸袋,又微笑着附送了两张书签,感觉又多了几分纪念意义。出了书店,在战争纪念碑前站了站,补了补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就朝着瓦尔登湖的方向去了。

镇上去湖边没有公交线路,沿着WALDEN街一直走,也算方便。偶尔在岔口深褐色的指路牌上看到白色字体的“WALDEN POND”,心里就会微微跳一下。

WALDEN POND,是POND,池塘,不是LAKE。

LAKE才是湖。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WALDEN”看上去和“瓦尔登”一样悦目。

可是,有点奇怪啊,马路上除了大家见不到一个走路的人。

我问T:“没车的人都不去湖边?”

T说:“应该是吧。可能,想去的都有车?”

这是什么逻辑?我想了想,想不通,不去想了。看地图,3公里也不算远。梭罗说的,最快的旅行是步行。而且沿途种了不少樱花,在国内已经看它谢过一次,没想到在这儿它又开了。五月的康科德和波士顿一样,天一好便散发出让人愉快的早春的气息。不过另一种僻静的气息也在悄悄浓起来。那是森林的气息吧,虽然怎么都看不出附近有森林的迹象。感觉走了足有5公里,树枝背后忽然出现了一块蓝色的镜面。心里“啊”了一下,顺着步道往下,就是连接台阶和湖水的沙滩了。

真的是沙滩。怕沙子流失,砌了环形台阶。坐上去,正对着湖。边上,带着孩子的五口之家在沙滩上吃午饭,最小那个小孩只有两三个月大,不知道哪里不对,哭得脸通红。属于另外一个家庭的两个小家伙兴奋地踩着水跑来跑去,他们的弟弟加入不进去,只好朝着湖走一步,再走一步,像看着大海一样又好奇又恐惧。

这个湖太蓝了,太像海了,一个缩小的、藏在森林里的海,虽然我知道这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是光的折射造成的,走近了就知道水是绿色的,从最浅处泛黄的淡绿很有层次感地一点点过度到深绿。可是,真不好判断哪一种颜色才是它的本色。站在同一个地方,也是这一会儿还觉得是绿色的,再一看,又变成蓝色的了。它果然就像梭罗写的那样,没有一处泥泞,湖底饱含细沙,水波明净得出奇,森林倒映在湖水中,如一千年前,看不到多少人类的双手留下的痕迹。

也说不定,就是因为少了人类的手,它也让有些人身临其境后感到失望。

翻开《瓦尔登湖》,译序一开头,徐迟就说:“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你最好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

来看湖的人是不是也要先把心安静下来,否则会待不下去?不过,湖的神奇在于它的安静吸纳得掉一切噪音,一切来自人本身的虚浮之气。钓鱼的人,划船的人,晒太阳的人,缓慢地散着步的人,我看得见他们,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好像人只要来到这儿,自然就被湖吸进生来俱有的安静当中,连他们本身也成了湖的微不足道的点缀。

我记挂着小木屋,和T按图索骥找到那儿,面对空荡荡的九根石柱,才恍然根本就没有木屋。不是现在没有,梭罗回康科德之后就没有了。石柱是梭罗的朋友为了纪念他而建,诗人惠特曼来了,也只能在石柱边摆下一块纪念的石头。一年年过去,最早那块石头已经衍生成一座小山。放一块石头上去,成了纪念梭罗、也纪念自己来过的仪式。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透过松林望上一会儿湖水,再对着木板上的话沉思片刻:“我到林中去,是因为我希翼过深思熟虑的生活,只是去面对生活中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能学到生活要教给我的东西,而不要等到我临死时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生活过。”

怎么样的生活,才算生活过?临死那一刻才不会悔恨?读过这段话的人离开这儿,免不了带着问题想上一会儿,以至从林子里走出来,看什么都和进去之前不太一样。T想绕着湖走一圈,于是大家回到之前走的沿湖的小径继续往前。孩子的长大是一件神奇的事,总觉得不久之前T还处处依赖我,现在却是他把我带到了瓦尔登湖。不然,我可能真的想不到会来这里。

小径积满厚厚的橡树叶,依然保持着土著人当年走出来的最初的样子,时而贴着湖面,时而又离湖远了一点,不管怎么走,湖总在一侧变幻着色彩。在我的私心里,最好能在湖边坐到傍晚,最好那时能起一层雾;再好一点,坐到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不过,这次是不可能了。谁知道这里竟然连水和面包都没地方买,六点以后,就没有回波士顿的火车了。T说放寒假的时候他可以再来,至于我,还有没有下次,谁知道呢?走完一圈,忽然恋恋不舍起来,不好意思让T看出来,借口“拍张角度不同的照片”,独自走到台阶最高的地方,又望了它几眼。

梭罗说它是大地的眼睛,是“神的一滴”,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可我说不上来,有没有探到自己的天性。我有的是另外一种感觉,一种走得很远的感觉。来波士顿没觉得远,再过几天要去的纽约也没觉得远。即使飞越半个地球,也好像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远,永远赶不上心里想要到达的地方。所以梵高会说:“为什么,天空中那些亮点要比法国地图上的黑点难以抵达?如果大家可以乘火车去塔拉斯孔或鲁昂,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死亡抵达星星。”幸运的是,是有足够的幸运吧,在湖边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我感觉到自己这次真的走得有点远了,是这么多年来走得最远的一次了。

回波士顿的火车上,我问T:“你来波士顿,有没有觉得远啊?”

T回答:“没有啊。就是来了一个没来过的城市。跟第一次去天津去北京差不多。”

看来基因的力量果然很大,至少这一方面他和我一样。好笑的是,他还在为小木屋耿耿于怀,说了好几遍“徐迟是不是根本就没去过小木屋啊?”

我叫他别想了,说不定照片上的木屋就是停车场大家看到的那个复制品的前身,以前的太旧了,拆了,建了现在这个。毕竟,徐迟拍那张照片,已经很多年了。

晚上回到住处,翻开《瓦尔登湖》,没错,照片下面写的就是“徐迟在梭罗的小木屋前”,并没有注明木屋是复制的。

这张照片多少给我一种错觉,也给T一种错觉,以为梭罗的小木屋还在森林中,年深日久,落满树叶和浮草的光影,永远不会消失似的。

这只是大家的一厢情愿吧。

不过,这张照片就没有引起过别人的疑虑?试着用手机搜索了一下,却意外搜到徐迟1996年在医院跳楼自杀的信息。

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样一个喜欢安静的诗人,选择了这样一种猛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抑郁?因为“走意已决?”因为:“花盛则谢,光极则暗?”

从惊讶到疑惑,再从疑惑回到惊讶,半夜不得安眠。次日,按原计划去波士顿美术馆逛了一天。再后面一天,又下雨了,拖延到中午,总觉得哈佛的福格美术馆在呼喊我过去。步行不到两公里,实在很近啊!忍不住换衣服换鞋,冒雨出门。

每天都有要去的地方,伊莎贝拉博物馆是一个热爱艺术品的老太太私人开办的,比较著名的事件,是被偷掉过十三幅名画,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偷出去的,人去世了,藏品仍严格按照她的品味来摆放;连接波士顿和剑桥的查尔斯河也得走一走,以前读茱帕的《不适之地》,里面写来写去都是博士啊,印度移民啊,波士顿啊,剑桥啊,一个人穿过查尔斯河到剑桥去了,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波士顿了,夫妻也好情侣也好,就此分手,一别永生,简直就是人生的一道分界线。红线地铁经过查尔斯河走的是桥上的轨道,晚上回住处,从医院这一站到MIT麻省理工这一站,地铁从黑暗中钻出来,开恩地在车窗两边露出银光闪烁的河面,想象着把某段记忆扔在桥这一边,永别了似的,过了河就不再想它。到了纽约,要去的地方更多。T先回学校了,我形单影只,在大得无边无际的纽约独自逛来逛去。看画,看教堂,看草地上拖着长尾巴跳来跳去的松鼠,看中央公园长椅上互相看着却谁也开不了口先和别人说句话的人,死死地困在自己的微笑和自尊中。难得闲半天,在房间里喝杯咖啡,读读书。我没有写游记的习惯,外出途中即便有东西想写,也会搁上半年一年甚至几年都不去写。

这次算是例外,一闲下来,就想写写去瓦尔登湖的经过。

在《瓦尔登湖》的第2页,梭罗说:“我对于每一个作家,都不仅仅要求他写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还要求他迟早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

十几年前我在这段话下面划了一条铅笔线。十几年过去,铅笔线已经变得很淡很淡,我还是又看到了,又来来回回读了几遍。

于是,趁着早餐后的闲暇打开电脑,摸索着键盘,想到的唯有远方的亲人,以及简单和诚恳。如果就这么写下去,不管最后写出一篇什么,带回来倒也不错。不料在纽约的最后几天,也就是住进杰克逊高地次日的早晨,我突然有了另外的想法。

那时我刚刚把早餐搬到阳台上,坐在铁制的小圆桌边,被几棵大树重叠起来的树冠笼罩着,慢慢享用面包、香肠和咖啡。

面包是边上的小超市买的,最便宜的一种,2美金多一点,又厚又长一条,直到离开纽约都没吃完;香肠也出自这家超市,只有两种而且都很便宜没什么可挑随便拿了一袋,不知道塞了什么馅,借女房东的平底锅煎到皮焦都没熟,用刀切开再煎,也还是不行。最后又用热水泡了才勉强熟了。咖啡是女房东提供的,可惜味道实在一般。

夜里两三点钟刮起的怪风已经停了,云层还是堆得厚厚的,太阳时隐时显,随时可能被风刮走似的忽而炽亮,忽而苍白。我出神地看了一会儿,突然浮上一个念头:辛苦地积攒了很久的旅费,吃着精打细算买下来的食物,就是为了住到别人家,在别人的房子里,看着不一样的街景不一样的光线?

难道我就是为了寻找这些?就是想体验一下别人的陌生的生活?还是我一直在找曾经可能发生然而最终并没有发生的生活?

这是个无解的问题。吃完早餐我多坐了一会儿,还是按原计划出门。已经是行程的最后两天了。既没读完《瓦尔登湖》,也没完成去瓦尔登湖的游记。一起吃了一顿印度餐后,T送我去机场。下午4点半,飞机飞往上海,T已经回到寓所,继续他的孤独的留学生活。1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让我觉得困倦,人还没落地,途中看见过的一切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地远离我了。

《瓦尔登湖》的最后一部分,是回来之后读完的。在十六年前被我扔在一边没看的《结束语》里,梭罗引用了威廉·哈平顿的诗《致友人》——

快把你的视线转向内心,

你将发现你心中有一千处

地区未曾发现。那么去旅行,

成为家庭宇宙志的地理专家。

竟然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此前大家谈梭罗只谈到去湖边,谈如何“简单生活”,如何“与自然相处”“潜心思考”。惟独“转向内心”从来不谈。难道好多人跟我一样,只读了书的前半部分,便自以为读完了读懂了,或者受不了译者的某些文笔,干脆弃之不读?究竟谁也不知道,写了超长的《经济篇》,写了《寂寞》、写了《冬天的邻居》的梭罗最后想说的不是叫大家去湖边隐遁,一个人去过孤独的生活,不是要走上最远的西方之路,而是——“到你内心去探险”。

是因为悟到这一点,他才中断湖畔的生活,回康科德,回他本来应该生活的地方吗?

恍然和惊诧之下,脑中竟然浮想起某一年和朋友一起去西园寺,在大家分别前,最后一个转身之际,看到题写在寺内的一块匾额:莫向外求。

我还记得当时大家两个就像突如其来受了佛陀的点拨,以至豁然开朗——反正大家已经见过了,酒喝过,话也说了——是可以对视着说:好了,大家已经有所收获了,可以走了。

可是,谁知道呢?如果不是五月的波士顿,五月微风轻拂的瓦尔登湖——它让我明白我一直在寻找的并不是脚能到达的现实,而是心能到达的现实——如果不是梭罗和他的湖,不是石头垒起来的祭塔;还有美术馆展厅里的肖像和风景,罗斯科永远在画布上飘浮的色块,直到博物馆清场前的最后半小时才蓦然遇到的卡拉瓦乔的“音乐家”,专注得忘了时间,忘了玻璃的存在;还有途中遇到的一生只见一面的人,难道真的不需要借助这些,只需要一些启示,来自书的启示,来自文字的启示,我就能找到自己内心那些没有被发现的地区?

更加难以预料的是,此时的我,就像是突然醒悟了。假以时日,是否又跌入谜团?悟与谜团,究竟是活着的人的两种摆脱不了的状态。用不了一两年,我又会收拾起行李,奔向一个让我觉得非去不可的地方?

在纽约,我能想到的只有木心

在纽约的最后三天,订了杰克逊高地的民宿,一个带阳台的干净小房间。住进当晚,我查地图,去82街的木心旧寓步行只要半个小时。这么近吗?得忍耐一下才不至于连夜出门,照着25-24A这个地址找过去。

最后一天去有最后一天去的实际理由:因为近,因为走路就可以,回来正好收拾东西退房。

然而,最后一天的早上下起了大雨。看着树枝被风刮得直立起来,我延挨了一个小时才带上雨伞匆匆出门。到了楼下正准备撑伞,发现雨停了。再走几步,地上也干燥起来,就像没有被雨淋过。只是天还阴着,风吹过偶尔带着几滴雨滴。既不太过明亮,也不太过阴暗,做梦去某个地方往往就是这种天色。这是对我的眷顾吗?跟着导航拐到82街,想到之后直走就可以了,竟然紧张起来,觉得自己是在欺一个不在的人,欺一间不会讲话的房子,没办法开口拒绝我。

有了这样的念头,脚就踯躅起来,只想慢一点,把这段路再拖长一点。

37大道有地铁站,四周冒出来各种店铺。这个点大部分还没开门,靠着零星卖蔬菜水果、汉堡披萨的店铺,也撑出一个热闹的场面。这里随便怎么看都只能看到普通人的生活。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引福楼拜的话:“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每次读到或者想起,总觉得有几分自沉的悲壮。不过,像个普通人那样生活终究是容易的,混在人堆里挑挑拣拣,思虑着带点什么水果回去,再来点啤酒炸鸡,到家脱掉鞋子,东西一放,窗一开,这一日就很舒齐了。

地铁不时从头顶的钢架上飞奔而过,积水顺着绿色的钢架洒在路面上。印度人的烧烤摊飘出浓烟,路过的人一个个从烟里穿进穿出,脸色如常。

一边东看西看,一边随手拍着街景、招牌。最后一天,突然贪心起来,什么都要拍一拍,免得日后想起这一天找不到凭据。管他穿着前卫,步履蹒跚,像艺术家,还是像流浪汉。没人看着有伤,习惯性的表情、步态里藏着深不可测的灵魂和思绪,只有孤独藏不起来,随身带着寸步不离。木心大概无数次一个人走过82街吧。在地铁震得人发颤的声响里等红灯,跳开积水,避开走得太近的人,心怀善意看着途经的一切。

再往前,店铺稀落,终于一家都没有了。过了北方大道,公寓楼的宁静渐渐被别墅的寂静代替。除了鸟叫,再听不到别的。每幢和每幢只在屋顶、走廊、门前的花园略有区别。百度说这片区域以前以拉丁裔为主,其次亚裔,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这样。有一家的园中有棵超级大的油菜,开着花,已经长到1米多高。我停下来看,本能地觉得这里住的应该是个中国人。

过了31大道,心里还在想,25-24A,应该是在25大道上,那就还得走五六个街区。然而,已经看到了,红棕色,砖砌,通往门首的小阶梯砖垛、扶栏,和照片上一样。

铁栅门关着,望进去只觉得天井很小,矮墙上的盆栽大多已干死,只剩半盆开着颜色纷杂的花,搞不清无主还是左边房间的租客在侍弄。整幢房子,也只有这一间门前拄着扫帚,窗后挽起粉色的窗帘。当中一间门上挂着歪掉的“福”字,窗台却有一尊圣母抱着圣子的小雕塑,神态安详地护佑着无人的居所。一把让要想起路易十四的旧椅子贴着窗台,两根横档已经失踪,却依然有着泰然的姿态,迎接着进来的人。

25-24A写得大大的贴在右侧靠近阶梯的墙上,底下划着箭头,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方便当时慕名来此上课的人?我几乎看得见他们略带犹豫地辨认过门牌号然后飞奔上楼。我也几乎看得见木心从寓所的门后面走出来,依着扶栏,往远处眺望。

他是有这么一张照片,拍的人站在阶梯底下,用了仰视的角度,使他愈见超脱出尘。“一种小规模的君临万物之感。”他自己的话。

那时扶栏颜色还是深色的。毕竟,从他1996年搬离算起,已经23年了。这扶栏想必在深色和浅色之间轮回了不止一次了。这里不算木心在美国住得最久的地方,却因为和一群画家聊过五年文学,因为两册《文学回忆录》,成了让人追忆的地方。

只是,五年前我在书最后一页的空白处随手记下“2014年2月17日,读完第二遍。下午,阴雨”的时候,并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站在这里。而且,门后面的铁丝网有块地方是破的。这又是眷顾我吗?试着伸手进去拨下插销,门开了。阶梯只有短短六级,到顶就是照片上木心“君临万物”的地方。门窗关着,窗下若有若无留了一点空隙,一顶帽子随意地夹在玻璃和百叶窗帘之间,灰塌塌皱巴巴,不像是木心的物件;悬在半空打了个结的窗绳,也分明多年没人拉过。想来这房间不会空关上23年没有一个租客。可是,锈迹,灰尘,比陈列在乌镇纪念馆里的遗物更像遗物的帽子,统统散发出这里经年无人的气息,让我宁愿相信自从木心搬离,这里就没人再住进来过,里面的一切保留着过去的原样,书架,乐谱,花草,讲义。

太阳突然从阴云后面浮出来,忽隐忽现落在窗台上,竟如烛光一样让人恍惚。

应该惭愧,2014年以后,我就没有再重读过《文学回忆录》,读的时候撼动过我的那些话也大都想不起来了。

如果现在他仍活着,住在乌镇,我想我也是不会上前敲门的。

正因为他不在了,2014年我才会去乌镇纪念馆,席地而坐看滚动播放的《最后一课》;所以此刻我才会坐在台阶上,什么也不为的只是安安静静地坐上片刻。

有一阵,我觉得该走了,抬起身转向大街的一面,想到好心的房东准许我晚一点退房又坐了回去。

这里离拉瓜迪机场已经很近了,却没有飞机起降的噪音。有的只是鸟鸣,清脆,响亮,我听着,还是一鳞半爪地想起读过一些话:

“让你的艺术教育你。”

“艺术、人生双丰收。生活里没有这样便宜。”

“艺术家是靠直觉创作的。”

很难说这些观点改变了我什么,改变了多少。也可能不好算作改变。我以前就是“这样”,只是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而且“这样”得很浅。读了《文学回忆录》之后,才恍然原来可以“这样”,尽可以“这样”下去,“这样”得更深一点。

阶梯下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个南美人,在跟我打招呼。我用有限的英语说明“这里以前住过一个作家。”就不知道说什么了。他点头微笑,表示理解,朝路边的车走去。看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想起来,喊住他,请他帮忙拍张照片。

光线不太好,拍出来的人也是黑乎乎的,不过,好歹“留此存照”了。而且,这个人怎么出现得这么及时?简直就是为了给我拍照才冒出来的。如果我的英语好一点,就可以问问这里的房子为什么没租出去?他是左边房间的租客,还是左边房间的租客约他过来安装什么?我始终没有把他往房东的方向想,可能实在不觉得他像房东吧。

回去的途中,路过一家住户的园子,看到一只松鼠。想到这或许是这次出来遇到的最后一只松鼠,停下来看它。

它也停下来了,衔着一粒坚果,一动不动看着我。为了不打扰它藏宝贝,我走开了,以为它也走了,快到街口回了下头,发现它还在那儿看着我,倒疑惑起来。

现在我在家里一边回忆,一边试着想记下那天:路上不愿意走得太快的心情;走上阶梯,对着窗台垂手而站,却说不清自己在哀悼什么,只觉得那只旧窗台爬满让我哀悼的人和事。已经往生多年、不相往来也多年的人,全都站在那里,微笑着没有声音地看着我。一桩桩旧事翻卷着像头顶灰白的云层轻飘飘地移过,无一物能够倒退,再来,重聚,只是与它对视都能让我流下眼泪;最后一次返回住处的路上被一只松鼠像朋友一样目送。

五年没有动过的《文学回忆录》,又被我从书架拿了下来。有时随便从中间翻开一页,读几行,有时翻到最后,看看照片上我已经去过的那幢房子。后记中提到,有次上课,木心进门就说,一路走来,觉得什么都可原谅,但不知原谅什么。就是那天,他回家后,写成一首“原谅”诗,题目就叫《杰克逊高地》。

五月将尽

连日强光普照

一路一路树荫

呆滞到傍晚

红胸鸟在电线上啭鸣

天色舒齐地暗下来

那是慢慢地,很慢

绿叶藂间的白屋

夕阳射亮玻璃

草坪湿透,还在洒

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

都相约暗下,暗下

清晰 和蔼 委婉

不知原谅什么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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