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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关注我国灾后心理援助十年发展历程 秦岭:倾听心灵复苏的声音

来源:文学报 | 金莹  2020年04月03日08:59

秦岭(左二)和心理志愿者在藏族群众家中采访

2008年起,作家秦岭走过了中国的大部分经历灾难的地区,有些地方至少去了三次,比如汶川地震灾区。“在这片曾经祥和、宁静的大地上,死亡、失踪人数超过8万,受伤人数近40万,而遭受心理创伤的人数超过465万。也就是说,遭受心理创伤的人数是死亡、失踪人数的近60倍。”在最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心震”带》中,他写道。

书中还有许多数字:中国的心理和精神疾病已超过心血管疾病,排在疾病负担首位,占20.8%;2008年至2018年,我国因灾死亡人数达9.5万,受灾人口近一亿;调查显示,约20%—40%的受灾人群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衡,30%—50%的人会出现中度或重度的心理失调,在灾后一年之内,20%的人出现了严重心理疾病……

这些都是秦岭从各种国内外的报告、调查、中科院心理所专家处获得的数据。《走出“心震”带》属于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部署的“创新报国70年”大型报告文学丛书项目之一,目的是聚焦创新报国主题,回顾我国70年重大创新成就,展现杰出科技工编辑群体风貌,倡导科学精神、奉献精神和创新精神,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在引人瞩目的科技大项目、大事件、大工程选题中,秦岭选择了似乎不太起眼的属于心理科学范畴的灾后心理援助选题,一头扎了进去。

“《走出“心震”带》要呈现的,就是以中科院心理所、中国心理学会为主导的全国心理工编辑和广大心理志愿者在不同的灾区与‘心震’博弈、相持、决战的故事。那一场场被称为灾后心理援助的‘战役’坚持了十年,至今仍在继续。所有的剑拔弩张、闯关夺隘和枪林弹雨,我大体都在《走出“心震”带》中做了尽可能的展示。”秦岭说。那么,从2008年至2018年,有多少心理专家和志愿者走进过各处灾区?中科院心理所给他提供的数据是:两万多人。从汶川地震开始,这支特殊的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灾区。

记者了解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后,秦岭出版过一部小说集《透明的废墟》,收录了《透明的废墟》《阴阳界》《流淌在祖院的时光》《心震》《相思树》等作品。其中《心震》被西南科技大学纳入《人格心理学》辅助读本。在这一系列中篇小说中,他试图通过虚构和想象走进死难者和幸存者的内心。

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透明的废墟》精装版再度面市。同年8月16日,秦岭选择从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16号院,也就是中科院心理所的所在地出发,重返灾区,沉重的行囊里有新版的《透明的废墟》。“我宁可认为,此行,是从心灵的废墟上,再次寻找透明。”

之后,他不断地走进北川、绵竹、什邡、德阳、舟曲、盐城、天津港、沁源、大同等地震、爆炸、火灾、矿难灾区,同时查阅国内外70多种图书和资料,走访了350多位当年参与灾后心理援助的心理工编辑、志愿者和死难者家属,整理采访笔记达60万字。也是在一次次采访中,他走近了心理工编辑,也得以近距离、真实地看到、触摸到那些经历灾难并再度归于平静的人们的生活。他和他们在一张桌上喝酒、聊天,见过他们毫无掩饰的笑容,也见过他们不能抑制的痛哭流涕。

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长张侃告诉他:“人类相关的任何一场灾难,遭受心理危机的人数,往往数倍甚至数十倍于遇难人数。如果不及时提供灾后心理援助,任凭PTSD(灾后应激性障碍)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在《走出“心震”带》中,秦岭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不需要文学意义上的赋比兴,夸张、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如实的记录自然有其力量。

一个从PTSD综合征中走出来的白领对秦岭说:“如果没有心理援助,我恐怕一辈子都将被灾难有关的记忆裹挟,无法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在舟曲泥石流灾区,一个失去父母、妻子、儿女的男人告诉他:“如今,家里就剩我一人了,一开始,我对生活没有了念想,直到心理专家来咱这里,我才知道还有一门叫心理学的知识。走出自己的心理阴霾,才发现生活还有另一面。我得活着。”

心理专家和志愿者努力帮助人们走出灾难的“心震”,而文学所能做的,是为其留下见证。张侃说:“《走出“心震”带》将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应灾后心理援助的文学作品。”

“心震,是灾难中的灾难,它不在死亡之谷,而在芸芸众生的一念之间。我,唯有倾听。这是心灵复苏的声音,透明,晶亮。”秦岭表示。从2018年12月15日起笔,2019年4月2日完稿,43万字的《走出“心震”带》去年年底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热销不衰,目前已经启动第二次印刷。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这部作品被全国各地的一些心理机构纳入疫情期间开展心理援助的辅助性工具书。也是因为有了这本书的“前缘”,在疫情发生期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与支付宝公益基金会、阿里健康等联合发起“抗击疫情·心理援助行动”互联网公益平台,秦岭以特邀嘉宾身份见证了“安心行动”的进展情况。

“写作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心理援助的过程,全社会应该警醒、觉醒、清醒地认识到心理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而令人欣慰的是,在如火如荼的灾后心理援助中,很多人从‘心震’中走了出来。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了生命的尊严。”秦岭说。

“灾后心理援助任重道远”

记者:你在这部书的后记中写到,中国作协当时提供了八个选题供选择时,你毫不犹豫选择了 “灾后心理援助”这个方向。为什么会对这个题材特别在意?

秦岭:从根本上讲,我一直在关注“人”的问题。中国人的心理危机、心理疾病和灾后心理创伤群体已引起多方关注,其中抑郁症、焦虑症、梦游症、自闭症、PTSD(灾后应激性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心理和精神疾病已超过心血管疾病排在疾病负担首位,占20.8%。PTSD并不是死难者留给活人的遗产,可很多活着的人却要照单全收。

但是,这一覆盖面极广并深深嵌入国民凡俗生活中的“心震”现象,恰恰未能引起足够重视。2018年,中国作协给我提供了八个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科技发展领域的创作选题,在那些引人瞩目的科技大项目、大事件、大工程选题一隅,就有似乎不太起眼的属于心理科学范畴的灾后心理援助选题。在这之前,国内也曾有过“心理小说”,但与心理科学有关的文学作品比较鲜见,我本人尽管也曾写过一些与地震灾难有关的小说,但对心理科学同样知之甚少。

为了揭开这一神秘面纱,我从2018年10月开始,再次“偏向虎山行”,深入川、甘、陕、津等地的地震、泥石流、疫情、大爆炸等灾难现场进行了采访,并和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中日心理专家富永良喜、张侃、刘正奎、史占彪等人进行了对话。

记者:相对于灾难发生时的天崩地裂,全民关注,灾后心理援助的问题其实更为深远长久。而且,因为这些问题多默默地发生在平静时刻,不一定会引起旁人注意,反而是一个更值得书写的话题。大家也需要有更多的渠道,了解其中真正的情况。

秦岭:是的。灾前当然是生活的常态,无需赘言。灾中是灾难的过程,是灾后心理援助最为悲壮的理由。灾难,更像对灾后心理援助者拉开的黑色帷幕。幕后的舞台上,上演的不是独幕剧,而是多幕剧。

心理专家刘正奎告诉我,有些伤害,也许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逗留太久,譬如,因燃放爆竹而引发的事故。因为这样的事故具有分散性、个体性特点,十分容易被人们忽视。灾难的规模有大有小,但生命的尊严没有高低。

记者:书中提到的许多数据和问题都让人震撼。比如你提到,有人不愿意吐露自己的问题,志愿者的不专业可能对灾民造成二次伤害,等等,这些都是不亲临现场不能意识到的、但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采访过程中,有哪些事情是与你一开始的想象不同的?书中摘选的志愿者和有病症者的日记、信件、陈述,是以什么标准入选的?

秦岭:实际上,心理工编辑和灾区的幸存者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在为死难者家属中的心理问题人员疗伤的同时,自己的心理也难免会受到创伤。灾区会有一些现象同样出乎我的意料,比如不少在灾难中失去配偶的人,会在两三个月内“闪婚”重建夫妻秩序,这些现象也成为心理专家研究的重要课题。

另外,十年前,我国的心理志愿服务尚未完全规范化,一些仅凭满腔热情却不具备心理常识的所谓志愿者,习惯了用空洞的说教“引导”心理创伤人员,给对方造成了二次伤害,如果不是中外心理专家介入,后果不堪设想。

我遇到的最大挑战和困难,莫过于如何突破采访对象的心理“防线”,因为很难在采访中实现心理健康人员之间的那种交流。

我把一些心理工编辑的日志、病症者的文字按照等不同类型编进了《走出“心震”带》,目的是扩大覆盖面。即便如此,我的所见所闻也只是冰山一角。

心理援助可谓举步维艰,因为我国的心理科学研究晚于西方,民众对心理援助常识了解不多,另外,我国尚未完全形成能够适应现实需要的基层心理组织和民间心理援助力量,诚如我和白岩松对话的主题:灾后心理援助任重道远。

“灾难文学需要从灾后心理援助的转身、重铸中得到启示”

记者: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时期读这部作品,具有特别的意义。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武汉、湖北乃至全国的居民,都需要专业的心理援助。

秦岭:关注《走出“心震”带》的读者群中,有很多人同时也在关注新冠病毒疫情,因此,这本书被全国各地的一些心理机构纳入疫情期间开展心理援助的辅助性工具书。实际上,“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之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就与支付宝公益基金会、阿里健康等联合发起了“抗击疫情·心理援助行动”互联网公益平台上线试运行,并在武汉成立了心理援助工作站,我所熟知的刘正奎、史占彪、王文忠、闫洪丰、吴坎坎、傅春胜等心理专家是这个团队的具体组织者,目前有100多名心理工编辑在疫区开展心理援助,大量心理志愿者正在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我本人也以特邀嘉宾身份见证了“安心行动”的进展情况。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2008年是中国心理援助的元年,也就是说,从2008年开始,我国开始有了大规模正式的灾后心理援助工程。这些年里,中国的灾后心理援助有了怎样的变化?如果从心理援助的专业角度出发,你对于“灾难文学”的书写有什么建议?

秦岭:2008年是中国灾后心理援助的元年,在这之前,国际社会只有灾后心理干预这个概念,中国在克拉玛依火灾等灾难过后也曾对心理创伤人员进行过干预,但是,汶川地震之后的心理干预使中国专家发现,干预与被干预中的主动与被动、施加与承受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学问心理,于是果断决定变干预为援助。

2008年以来,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等各类机构陆续成立,民间心理援助组织也建立了不少,并在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盐城风灾、天津港爆炸等灾难中发挥了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灾后心理援助还缺乏从政府到民间的互动机制,特别是心理科学的普及远未跟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会心理危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大家的灾难文学有必要从中国灾后心理援助在国际社会心理干预大背景下的转身、重铸中得到启示,如果灾难文学仍然置民族学问背景于不顾,所有的叙事必然是鹦鹉学舌,隔靴搔痒。受“干预”向“援助”转换的启示,我未来的灾难小说创作将从叙事技术和民间学问中汲取营养,努力还原人间真相。

“报告文学是我目击、感悟、眺望社会的一扇窗口”

记者:《走出“心震”》相对于你的小说而言,更为质朴中正。作为一个以小说写作为主的作家,在进行报告文学创作时,你是如何转换笔调的?

秦岭:其实对我而言,“转换笔调”好像没有什么铁门坎,这与我过早参与课题研究、社会调查、资讯报道、应用文写作等不同文体写作的工作经历有关。

我骨子里对小说创作充满感情,而报告文学是我目击、感悟、眺望社会的一扇窗口,它为我的小说创作连接了地气。报告文学容不得半点虚构,但在众所周知的特殊条件下,适当发挥智慧让“小说的语调”嵌入其中也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把无奈化为有形,把被动转为迂回,把反思、判断、唤醒的空间留给读者。

记者:听说你关于脱贫攻坚的一部作品已经完成了?

秦岭:近年来,除了“皇粮”、“灾难”系列小说创作,我还创作了一些与反思战争、生态危机有关的小说,如《寻找》《幻想症》《风雪凌晨的一声狗叫》《一路同行》《上门女婿王根宝》等。最近又出版了《借命时代的家乡》《不娶你娶谁》《宿命的行走》《眼观六路》等小说集和散文集。

我最近刚刚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高高的元古堆》,主要写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脱贫攻坚的故事。我尽管移居天津,但老家甘肃的乡村经历为我从历史、社会、生活、民间学问四个视角切入“定西苦甲天下”和脱贫攻坚主题提供了新路径。下半年,我将转入中短篇小说创作,同时也为长篇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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