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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山山:在创作中丰富自己的岁月

来源:《解放军文艺》 | 裘山山 纪 莹  2020年04月03日08:07

访者:纪莹,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专业作家,《西南军事文学》编辑,曾出版小说集《山尖的云朵》。

被访者:裘山山,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西南军事文学》主编。代表作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家书》,中篇小说《琴声何来》等作品。

01 我就喜欢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最平常的日子,你完全不知道它后面藏着什么

纪莹:山山老师,我觉得你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裘氏风格”。行文清爽又从容不迫;恰到好处的机智幽默;峰回路转、却又不露痕迹的架构。中短篇小说中这种风格更为鲜明,往往是于平常之中,一个出乎意料,却鞭辟入情的结尾。其中一些,结尾却并不是结论,个中滋味留给不同的读者去感同身受。你的作品几乎都不设置阅读障碍,不动声色引人入胜。所以会给读者一种特别有亲和力的阅读体验。但是读完小说,停顿一下,又会感到五味杂陈、感触颇多。泛起的感触往往不是关于情节,或者故事的继续,而是关于微妙的、“一说便错”的人性、情感。我知道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肯定是源于多种因素,那么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些因素?

裘山山:我想最早的影响应该来自阅读。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学写小说,那个时候恰好读到两位苏联作家的作品,一个是艾特玛托夫,一个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他们俩讲故事的风格都是平和的,缓慢的,深沉的,就像俄罗斯那种漫长的冬天,沉重,但不疾不徐。在这种不疾不徐的讲述中,营造出一种氛围,把你带到故事里去。其实他们都没有宏大叙述,中短篇居多,影响力也远不及其他几位俄罗斯大家,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他们,可是我就是特别迷恋那种风格,有一点忧伤,又有一种宁静。大概和年龄性格有关系,我不喜欢那种火急火燎、大声喧哗的表达方式。还有一位不太出名的中国作家,叫王汶石,山西的。之所以读到他的小说,是因为那时我在尝试写短篇,可是连续写了两篇都不知道怎么结尾。我就想到图书馆借本书来看,借鉴一下人家短篇小说是怎么结尾的,打算照猫画虎。一眼就看到一本《王汶石短篇小说选》,我就借回来看,一看觉得还挺好的。他也是这种风格,平实的语言,很生活化的细节,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包括后来我喜欢的美国作家哈金,也是这样的风格。你觉得他在讲一个很平常的事,很平凡很普通的生活,但慢慢深入下去,后面却藏着丰富的人生。我觉得小说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写法很对我胃口,不知不觉就受到影响了。另外日本小说也对我有影响。日本的很多小说也是这种散淡平和的写法,包括他们的侦探小说,都不是闪着红灯拉着警笛开场的,而是寻常日子,丈夫去上班,妻子出来倒垃圾,跟邻居打招呼,仿佛你随时可以看到那样的场景,然后凶案发生了。这样的氛围会让你觉得特别真实,特别容易被带入。就是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包裹丰富的内涵。尤其开头,我觉得小说开头调子不能太高,跟唱歌一样,调子起太高,后头很难唱。总之因为有了这样的写作观念,天长日久,就有了现在这样的风格。

当然,我的性格,我的人生经历,也对这种风格的产生有影响。

纪莹:“平实”确实是你明显的风格。可你的“平”不是平淡无味,而是平中有奇、平实耐读。《靳师傅的太阳光》里,靳师傅要计算一壶被太阳晒过的水烧开,比不晒的可以省多少煤气。《调整呼吸》中,朋友在家中意外死亡,在警察局里做笔录的牟芙蓉依然认为“打开肩胛骨”最要紧,调整呼吸最要紧。你不费笔墨,笔下的人物也无需多言,通过自己的一举一动传达你的意图。我觉得实在是很高明很老辣的技巧。

裘山山:你想让小说好看,当然不能平淡无味。但是精彩靠什么获得?我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写了个小说,故事奇特,给了《当代》主编洪清波。洪清波看稿子很挑剔。他看完就用那种慢条斯理的北京腔说,这个人比较特殊,是个案,你要是能把最普通人写到这份儿上,才算你了不起。他的意思是说好小说不是靠故事奇特成就的,而要在刻画普通人上下功夫。这句话对我影响挺大的。后来我写了很多小人物,就是努力写他们不起眼儿的人生中的精彩篇章。《靳师傅的太阳光》就是我看到报上一则几百字的消息。一家开发商修高楼要挡住工厂宿舍的日照,就提出每户赔偿三万元的“日照权”。我觉得很新奇,第一次知道有日照的权利,这个权利可以不出让。我觉得是好事,社会在进步。但我想我不能把它写成一个简单的社会故事,要写出故事背后的人性。写人性也不能符号化。不能写一个人无耻,他就一直很无耻;或者一个人贪婪,就一直很贪婪。不能用盖棺定论的写法,人哪有那么简单啊,那种写法就不是文学了。我写靳师傅,他很抠门儿,但不能只说一句“他是个铁公鸡”,一定要有细节让他的抠门儿栩栩如生。所以我就用了他烧水前要先晒半小时,还有睡觉前要拔电话线,他以为电话也费电。老伴想买花,他让她从阳台上看楼下阳台上的花。

纪莹:嗯,这些细节让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所以当这样一个抠门儿拒绝了三万补偿,而要晒太阳时,就有力度了。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细节的力量吧。细节会让小说丰满,有质感。你小说中很多细节让人过目不忘。

裘山山:我特别看重细节,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个细节来写一篇小说。当然是经过合情合理的扩展和收拢。我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事,一个女的乘公交车的时候大辫子被车门夹住了,司机就去开门帮她。两个人就这么相识了。女人每天坐他的车,偶尔给他带个馒头;有时候她晚了司机会等她,后来司机就把发的线手套送给她,她拆开打毛衣。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活艰辛。她家经常没米,煮一锅土豆往桌上一倒,孩子们就扑过来抢。一来二往,他们成了情人。司机是单身,女人是有家庭的。司机常去女人家做客,与她老公喝酒聊天。每次都带白糖肥皂什么的。女人的老公有察觉,可是他家有三个孩子,这个司机明里暗里的贴补,对这个家庭太重要了,婚姻就一直维持着。中间又经历了不少坎坷,直到后来这个女人的老公脑溢血去世,女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老公的每双鞋底都写着“我要离婚”四个字。当然最后这个细节不是我妈讲的,但前面大辫子被车门夹住的细节,攒手套织毛衣的细节,煮好土豆往桌上倒的细节,都特别触动我。特别有画面感。后来我写了《天不知道地知道》。一段婚姻,情感真的只占其中一部分。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社会环境、孩子,等等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婚姻。婚姻是写不完写不尽的。但若没有一个触动人、刺痛人的独特细节,故事就会流于一般。

纪莹:我感觉,你不但小说里有这种平实而又丰富的风格,你的散文也有。你的散文有时候也像小说一样,可读性挺强的。

裘山山:可能是我喜欢写小说的缘故,我写散文也喜欢从故事入手,从人物入手。我最怕写游记,写抒情散文。你知道咱们在部队,经常要去写一些典型,写一些英雄人物。我的体会,一定不能一上来就塑造一个高大上的英雄形象,好像他生下来就是英雄。如果这样的话,人家会觉得他怎么勇敢怎么坚强,都是预想中的事,英雄嘛,本该如此。所以我写《黄连长巡逻记》,上来就先写黄连长有恐高症,让读者知道他也是个有缺陷的平凡人;我写“五一二”抗震救灾中的一位硕士团长,题目是《从绝境中突围》。那个团长很勇敢,带领官兵从危险重重的震中救出一批被困群众和科学家。采访过程中他讲得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但我注意到他讲的时候不断推他的眼镜儿。于是我意识到他不仅是军人,还是个硕士。于是采访结束时我突然问了一句,在那些紧急关头,你的眼镜儿是不是很碍事?他说,是的,经常要取下来擦汗。我文章的最后一句是:“这个了不起的团长,他戴着一副眼镜儿。”我就是想让英雄回到普通人,普通人能有壮举更感染人。我一直不喜欢渲染夸大,写个英雄跟诗朗诵似的。我就想让读者知道,他们很真实,也很平凡。真实才有力量。

02 文学带给我很多意外的收获

纪莹:你的长篇小说《春草》,影响也挺大的吧?也改编了电视剧。这个作品有一种贯穿其中的韧性的力量。这种韧性的力量也是你的特色,包括你的《家书》。就是那种不抱怨、不放弃的默默努力。读完还是挺正能量、挺励志的。这样一种东西,可能具有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春草》被美国大学选为高级汉语言教材?你因此受邀去美国当访问学者?现役军人、军队在职作家到美国大学去讲授中文的,恐怕不多吧?

裘山山:我经常说,文学带给我很多意外的收获,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应该是最大的意外收获了。

二〇一一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汉语中心,选择了《春草》做高级汉语教材,他们问我,可不可以去那里讲课?他们发函邀请。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我这个身份不行,但又很想去,我就说我先问问领导吧。我就去找当时大家的政治部主任吴昌德。没想到吴主任非常爽快地说,好事啊,走出去看一看,开阔视野,对你的创作也有好处。我去找张建华副主任,张副主任也说,走出去好啊,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多宣传大家的国家。后来的整个审批过程也没有任何阻拦,很顺利。而且我还去了两次,一次三个月,一次一个月。说起来还真是挺感慨的,拜改革开放所赐啊。我在《春天来到哥伦布》里面写道,每天抱着教材、笔记本电脑,穿过漂亮的草坪到教室上课,我都会无比感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一个只会几句英文的大兵,怎么可能到美国的高等学府来讲课?而且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是有编号的访问学者,很正规。

到那儿以后,我还是时刻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如张副主任说的,多宣传大家国家的进步,促进了解。我觉得美国对大家还是有一种冷战思维,也有很多互相不了解,甚至误解。所以我也尽我所能,开了四次免费讲座。我是二〇一一年去的,那时已经当了三年人大代表了,我就给大家先容了一下人大,大家怎么开会。我还讲了一次抗震救灾,刚好是汶川地震三周年,宣传了一下我军抗震救灾的那些事迹。讲了一次西藏,我发现美国人对西藏的误解最多,我讲了西藏这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后还讲了微博,当时刚好微博兴盛。我就讲了一下中国在微博上体现出来的民主进程,那时候不是说“围观就是力量”嘛。

一学期结束之后,我教的美国学生,用汉字写作文能写五千字了。推荐我去的李老师觉得很奇怪,问我到底在课堂上讲什么了?他们的作文突飞猛进。他说我看了你上课的录像,觉得也没传授什么诀窍啊。我开玩笑说,我有气场啊。其实我觉得他们作文的提高,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在课堂上,而是课堂下,他们的每篇作文我都改得很认真,而且一对一地谈意见,那是很实用的辅导。

出去一趟,除了开阔眼界,还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等于是站到祖国的对岸看祖国,换了一个角度。那个时候就觉得中国真不容易。美国地大,人少,资源又多,边界线还单纯。大家耕地面积有限,要养那么多人,周边还那么复杂。一比较,真觉得中国不易,看问题会更客观一些。

03 写作的第一性就是想写,喜欢用汉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对人世间的看法

纪莹:你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至今发表一百三十多个中短篇。数量和质量都很可观,特别是先后七次获得了“小说月报百花奖”,这个奖是由读者评选出来的,也说明了受欢迎的程度。但鲁迅文学奖却是给了你的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重要奖项的偏向,评论界的少语,似乎造成了一种你的小说被严重低估了的现象,你认同吗?

裘山山:低估这个词,已经被很多人用了。每每评论家说到一个不太出名的作家时,都喜欢这样说。所以我一个老同志,就别凑热闹了。

上个月,因为一个项目,上面让我报告二〇一四年到二〇一九年的创作成就,我就整理了一下。自己都吓了一跳,五年时间,我出了十九本书,加上一套文集。另外还在各期刊发表了中短篇小说十八部,这十八个中短篇被各家选刊选载了三十多次,并收入各种年选。四次进入文学排行榜,包括中国小说排行榜两次,还获了大大小小的文学奖八个。其中包括第十五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如此一想,所谓低估,也主要是评论界关于我作品的评论的确很少。不过今年有好几篇了。我的同学冷满冰是宜宾学院学报主编,今年她和学报的编辑组织了几位青年学者,文学博士什么的,来写我的评论,集中发表在《宜宾学院学报》上。两期发了八篇,真的让我很感动。我特别愿意看到青年评论家分析我的作品。他们都写得挺好的,比如郑依梅写的《追寻“小切口的痛感”》,归纳很准确,我的短篇小说就是小切口,小切口也有痛感。比如陈广通认为我的艺术形态是“对众生的同情和与世界的和解”。我自己都没意识到。《人民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施战军主持了这个栏目,他也一直关注我的创作。说起来关注我的人还是挺多的,我感激在心。你看《解放军文艺》不是让你来做我的访谈吗,这也是关注呀。

至于短篇小说一直没得鲁奖,确实是个遗憾,因为我在短篇上下的功夫挺大。但我尽量不去想它,我的QQ签名一直是“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因为我感觉自己的努力和得到是成正比的,甚至超过了我的预期。刚当兵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今天啊。最初是想当两年兵就回家,给我安个工作就行。后来觉得,只要让我上大学就好。大学毕业工作了,就想,只要有空写小说就好。每次都是个小愿望,每一步也是踏实的。这一点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我从来没想过走捷径,无论是军旅这条路,还是文学创作这条路,问心无愧。甚至当我意识到某个奖项或某个荣誉掺杂了我不喜欢的东西时,我会躲开,主动放弃。

纪莹:是不是你的这种心态,也会让你的作品呈现出平和、温婉的风格,批判性比较少?从某种意义看,这似乎也是缺憾。因为这可能导致了作品很少有争议,评论也相对少。

裘山山:也许有这个因素吧,也许我的作品的确不够惊艳。

我的创作和军旅生涯基本是重合的。军队的确存在着不少让人诟病的地方,但我遇到的人都还挺好的,从教导队到机关,领导都对我很好。历任宣传部领导政治部领导,都对我很好。很早郑贤斌主任就提出让我去北京进修,张国栋副主任还提出要给我开作品研讨会,虽然这两件事都因我个人原因没成,但让我很感动。领导们还经常看我的作品。我曾经写了一篇《城里的树》,其中吐槽政治部院子里一棵树,水泥一直砌到树根下,我说我每次走到那儿就喘不过气来。胡永柱主任看到了,马上给管理处长打电话说,你们还不赶紧去把那个树下的水泥撬开,松松土,作家在批评大家了。吴昌徳主任离开成都去北京时,在办公楼下跟政治部机关拍集体合影。我当时没去。部长发现我不在就要叫我。吴主任就说别叫她了,她最讨厌集体合影了,你没看过她那篇文章吗?他一说大家都笑了。我的确写过一篇《会议合影》,调侃并吐槽各种会议合影。吴主任不但自己看了,还复印了几份给部长们看。后来部长把这话转告给我,我觉得太羞愧了。吴主任那么好,我怎么都应该下去合影一个。

四十年军旅生涯,让我感恩的很多,需要吐槽的确实不多(当然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因为性别所遇到的不公)。所以如你所说,导致我文章平和,对现实批判性少。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不在官场。虽然在机关,也是隔着一层。所以我更痛恨一些小贪腐。比如某些报刊总发有偿稿,把一些基层部队和写编辑搞得很痛苦。这就让我觉得很恶心,我觉得学问人更不该这么干。所以那时候我在大家编辑部说,大家永远都不发有偿稿子。

对了,说到关注,我忽然想到还有个原因,是我自己的,我不愿意开作品研讨会,我出了那么多书,从来没开过作品研讨会。我觉得让那么多评论家当着我的面表扬我很尴尬。有一次差点儿要开了,就是张国栋副主任提议那次,我又反悔了。我还有个在文学圈儿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既没有读过鲁院,也没有读过军艺。有时候看到人家同学之间互相支撑,也是挺羡慕的。

但我真的不会在意,我时常感到自己很幸运,一辈子以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为职业。去年《解放军文艺》在云南开笔会,我谈了一个观点。我说,科技大侠埃隆马斯克有一个事物第一性原理,我很认可。做任何事都不要忘了第一性。他当时造那个“药丸火车”,人家就说你这个根本不像火车了。他就说像火车,那已经是火车的第二性、第三性了。火车的第一性就是把东西安全快速地从甲地运到乙地。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好。那么写作的第一性是什么?就是你想写啊,你喜欢用语言来表达,表达你的感情,对人世间的看法,而不是其他。只要大家回到第一性,很多事情就容易想通了。

纪莹:回到第一性来说,这么多年创作生涯,你认为好的小说是什么样的?

裘山山:好小说,其实就是好看。毛姆不是说,所谓的小说技巧,就是吸引读者一直看下去。具体一点儿,在我看来第一是要有新意。这个新意不仅包括故事本身的新,还有人物形象的新。这种人物形象没在先前的文学作品里见过。就像鲁迅写孔乙己,写阿Q。之前是没有的,后来再写也没意思了。所以我也很努力地想在小说里写出从前没有过的人物形象。比如说曹德万,你就没有在别的文学作品里见过这样的老头吧?八十岁了,一定要找自己的爱情,每天出门去找。第二个是要有“深意”。就是不要停留在故事表面,应该让它背后的云图展现,故事背后的故事。我每次看悬疑片,最喜欢看的是后半段解读动机,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是我会怎么样?如果他不这样又是什么结果?我说过小说是我对生活的设问,在追问中深入人的内心,写出复杂的人性。第三个,我觉得还是有光亮,要有暖意,要打动人,让人看到希翼。

记得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著名学者流沙河的时候,请他签名,他就给我在书上写了一句话:山山的文字有光亮。我印象特别深,因为那个时候年轻,还不是完全理解。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他就读过我那么一两篇文章,感觉到了光亮。他给我写的这句话,对我也是很有影响的,我想,原来文字是可以有光亮的,文字是应该有光亮的。我始终觉得文学应该抚慰灵魂,自己的,读者的。

当然,再具体,我认为好小说要有好素材,好的切入点,和好的结构。其中好的切入点尤为重要。不然好素材也会糟蹋了。这也包括散文。你刚才提到我那篇散文《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那个故事可以有多种写法,我也是想了很久。一个老军人告诉我他一个战友在西藏病故了,他很内疚。因为战友去世前失恋了,想跟他聊聊,他因为太忙没有听他聊。他感到很内疚。基本故事就这样,你可以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去讲。但我想把它讲得更有意思。当那个人眼神流露出很内疚的样子时,我就想,战友的死,肯定不止他一个人内疚。这下脑子里一亮,就用情感(“内疚”)作为切入点吧,然后我就去问他细节。于是有了哨兵的内疚,炊事班的内疚,军医的内疚……又想到最内疚的应该是他的女朋友。他女朋友在他进藏前提出分手。他是带着失恋的痛苦进藏的。最后,我觉得他本人也是内疚的,因为是组长,却在关键时刻病倒了,于是写成了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切入角度成为全文的结构。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结构重要了。有时候想不出一个好结构,硬写很痛苦。

【节选自《解放军文艺》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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