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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自发端,就关注到了自然山水

来源:光明日报 | 侯文学 侯敏 王红娟  2020年06月29日09:39

中国文学自发端,就关注到了自然山水,《诗》之比兴,《楚辞》的香草美人,都是诗歌与自然之间的共鸣。但是,诗人以自然山水为题材,将山水、田园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与精神家园,则是在魏晋六朝,以陶渊明和谢灵运为代表。本期的三篇文章,《走向山水的东汉文人》追本溯源,以东汉中后期的社会变化,探讨士大夫文学中的山水田园之趣;《魏晋雅集》从文人以文会友的雅集出发,分析了山水诗萌发的社会原因与审美风尚;《陶渊明田园诗的三重境界》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展现了现实人生的生存境界、诗意人生的理想境界和诗歌艺术的审美境界,使得山水田园诗不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更是学问意义上的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诗意表现。

——刘冬颖

走向山水的东汉文人(侯文学)

山水田园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东晋以后“蔚为大国”。但其走入士大夫文人视野,文人于其中寄托悦乐之情、安居之意,却始于东汉中后期。那么,其中的原因与文学表现又如何呢?

山水田园之所以走入东汉中后期文人的视野,在于彼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士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两者缺一不可。汉初统治者为方便统治,广筑城墙,人居城中。《史记·平准书》明确表示“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视山林川泽为国有。《银雀山汉墓竹书·田法》亦载汉法:“邑之名山林可以为田器及可以为国大器者,县不得之制也。恒山林□□囗者,县得制之。”国家专山泽之利是两汉恒久的制度。西汉武帝以后,虽然贵族生活豪奢之风日盛,但均未见占据山泽的情况。在皇权较为集中稳固的东汉中期以前,所谓的“山水之乐”便不是一般人所能享有。

东汉中期以前,城邑的社会治安管理比较严格,人们的行动在时间上受到很大限制。《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杂律》规定,“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除”。其中的《户律》又规定,“田典更挟里门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里门在伏日要锁闭,居民不能到里外去,更不能到城外去田作。京邑的管理尤其严格。《后汉书·郅恽列传》载,光武帝尝出猎,车驾于夜间返回洛阳城,时城门已闭,守城门的官吏敢“拒关不开”,显然是有制度的保障。时人的山水游赏受到极大限制。【详细】

陶渊明田园诗的三重境界(侯敏)

陶渊明田园诗中是有那么几扇门,向着他来时的地方关闭着,但当田园中人迎来送往的时候,诗人却鸡黍相待,倒裳相迎。“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饮酒》其九)“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其一)“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这种“倒裳”的热情与“闭门”的拒绝形成强烈对比,其实是编辑对田园醇厚质朴的人情美的一种创造,也是诗人对两种不同人生态度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的前提是对人生真谛的领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陶渊明是在田园中找到真谛的,因此,大家在田园诗中时时闻得见回归自然、委运任化、自在快乐的笑声:

欢来苦夕短——《归园田居》其五

日夕欢相持——《饮酒》其一

得欢当作乐——《杂诗》其一

且共欢此饮——《饮酒》其九

秉耒欢时务——《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欢言酌春酒——《读山海经》其一

乐与数晨夕——《移居》其二

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

一个诗人开创了一种学问,一类诗歌创造出多重境界。农园、田园、家园,人生的,理想的,艺术的。难怪苏轼读陶诗,给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赞美。【详细】

魏晋雅集(王红娟)

雅集是文人以文会友的集会,诞生于魏晋,文人是主体,文事是主题。魏晋名士们乐好山水,雅集时赋诗叙怀,开启了山水诗撰写之兴,更在观对、描绘、寄情山水的过程中,赋予山水以独特的哲思、美意和情致,为山水诗的兴发奠定了基础。

魏晋士人贱物贵身,将目光从经业转向了文学,为满足其交流之需,雅集逐渐兴起。仅《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西晋名士洛水戏、渡江名士新亭饮宴(《言语》)、王导府上清谈会(《文学》)、桓温三月三诗会(《排调》)等50余次雅集,若将其中频繁的聚会悉数统计,数量就更大了。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邺,随后形成了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其主要活动便是雅集。“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曹丕《与吴质书》),记述的正是邺下雅集的频繁与热闹。魏正始年间(240—249)七贤的“竹林之游”,同样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学问现象:“谯郡嵇康……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资治通鉴·魏纪》)他们集于竹林,纵酒放歌,谈玄锻铁,常以比兴、象征、神话等创作手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西晋最著名的雅集要属石崇的“金谷会”。元康六年(296),石崇为同僚饯行,与众文人昼夜游宴,席间三十人赋诗,不能者罚酒三斗。石崇作《金谷诗序》,后附诸诗,成为文学经典。东晋永和九年(353)上巳节,会稽内史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文人雅士集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行禊礼濯污除祟,又曲水流觞,一觞一咏,各抒怀抱。赋诗者26人,其中11人作四言、五言诗各一首,余人只作一首,37篇悉存。王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晋书》本传),是为千古行书经典《兰亭集序》。【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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