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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与晚清文坛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关爱和  2020年07月30日07:37

摘要:夏曾佑是晚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其在 19、20 世纪之交,在天津编辑《国闻报》,在上海主笔《中外日报》,写作《中国古代史》,提倡新学诗,提倡小说启蒙救国,与梁启超、严复交往甚多,对晚清文坛多有贡献。夏曾佑 1924 年去世后,著作散逸严重。经钱玄同等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夏曾佑集》2011 年得以问世,为夏曾佑研究由碎片化进入整体化,建立了较好的文本基础。从夏曾佑与晚清文坛入手,可以了解夏氏思想、史学、文学之非凡贡献。

关键词:夏曾佑; 报章文; 新史学; 新学诗; 新小说

夏曾佑( 1863—1924) ,字穗卿,号碎佛,浙江杭州人。其父夏鸾翔与李善兰、戴煦并称为杭州三大算学家。夏曾佑 1888 年中举,1890 年成进士,授礼部主事。候选期间来往京、沪、汉,与黄遵宪、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结识。1897 年初到天津育才馆教授文史,7 月与严复共同创办《国闻报》。《国闻报》迅速成为与上海的《时务报》南北呼应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该报一年后“奉旨停办”。1899 年,夏氏任安徽祁门知县。1903—1905 年等待知州候补期间居上海,任《中外日报》主笔,写作《中国古代史》。1906 年随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1907 年再到安徽任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京师图书馆馆长等职,兼任北京大学历史教授。1924 年病逝。

夏曾佑去世后,梁启超作《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回忆与夏曾佑认识交往的过程,有两句盖棺论定之语: 一是“穗卿是晚清思想革命的先驱者”,一是“穗卿是我少年做知识最有力的一位导师”。另一位特别看重夏曾佑的是五四新文学健将钱玄同。1937 年,钱玄同抱病作《刘申叔遗书序》,把近五十年的国故研究运动分为两期,1917年前称为“黎明期”。钱氏认定“黎明期”最卓特者计 12 人,分别为康有为、宋衡、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钱玄同在推重夏曾佑的同时,还用多年的工夫,整理编辑夏氏遗文和诗集。

本文拟从晚清报人、历史学家和文学革新者的多重身份入手,解读夏曾佑在晚清文坛的存在及贡献。

一、晚清报人与报章文

国人自办报刊的热潮,兴起于甲午之后。1896 年 8 月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是中国人主办的最早的时论资讯报刊。在国人自办报刊形成热潮之后,报刊成为中国先进常识分子参与时局,发表政见,传播新知的重要平台。夏曾佑的报人生涯主要有两段: 一段是天津《国闻报》时期,一段是上海《中外日报》时期。成进士后,因候选官职遥遥无期,生计困窘,夏曾佑接受同乡先辈孙宝琦的邀请,于 1897 年 1 月来到天津,到育才馆教授文史。夏曾佑到天津后,与严复过从甚密,遂有创办《国闻报》之议。《国闻报》由王修植、严复、夏曾佑合办,报馆设在租界内,报务实际以严复为主导。在商议报纸定位时,合作人一致同意仿《泰晤士报》之例,日报之外,附设旬刊。日报详本国事,重在资讯报道; 旬报详外国事,重在学理先容引进。《国闻报》10 月 26 日开张,创刊号上有严复所撰写的《国闻报缘起》。《缘起》论办报宗旨有二: 一是通上下之情,一是通中外之故。并说明日报、旬刊分设的想法是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报馆的最初分工是王修植、杭慎修负责日报,严复、夏曾佑负责旬刊。《国闻报》日报、旬刊分设的想法,显示了中国报纸的进步。日报的资讯版面,按国内电传、国外电讯、主笔论说、北方资讯的顺序安排,且明确不涉东南各省资讯,与《时务报》各有侧重。旬刊《国闻汇编》部分刊发 6 期,即告中止,其主要贡献是首次发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的部分译文。日报资讯方面的重要贡献是,正面报道了若干有关百日维新的资讯。六君子被杀,《国闻报》以“视死如归”的题目予以报道,体现了鲜明地支撑维新变法的立场。这也正是《国闻报》随后“奉旨停办”,被迫转售日本人的原因。

严复是《国闻报》的主要投资者与主笔,但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从未对外公开宣称。甚至在光绪召见严复,问及严复是否是《国闻报》主笔时,严复仍是闪烁其词。据王栻主编《严复集》时考证,《国闻报》共发表论说 42 篇,其中有 25 篇来自严复。夏曾佑来天津后,与严复来往甚多。其1897 年初的《日记》有“夜与又陵谈耶芳辨学”,“夜与又陵谈塞彭德群、静、重学”,“晚与又陵谈非拉索非”的记载。严复长夏曾佑 9 岁。夏曾佑与号称“西学第一人”的严复交往切磋,收获颇丰。夏曾佑发表在《国闻报》的评论约为 9 篇,分别为《斥师》《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论山东曹州教案》《治国经权说》《论中国科举不能变之故》《关中不可建都说书后》等。9 篇评论中,以《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代最早讨论小说革命的力作。此文在 195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中署名为严复、夏曾佑。但据王栻考证,文章写作可能严复参加过一些意见,而从行文风格与文中编辑自述身世的表述来看,应该出自夏曾佑之手。其抒情写意的古文句法,不是报章文体笔法,是初为报人的夏曾佑率性而为。

《斥师》《论中国科举不能变之故》两文讨论国家教育问题。前文认为在科第得失成为求师之准绳后,以道义相切磋、以经史相发明的风气淡薄,今日庠序之所习,即为异日国家之所用的本旨缺乏,造成士林中夤缘奔竟之风日起,师道不立,人才毁弃。后文以为今日科举,文则制艺、试帖、楷法,武则弓矢、刀石。耗天下之聪明材力,使相率出于无用之途: “同文、方言之馆,则必西人为之师矣; 机器电报之局,则必西人董其事矣; 水师武备之堂,则必西人允其教习矣; 江河关市之税,则必西人掌其利权矣。”如此之局,不思改弦更张、正本清源的原因,在于在朝大官,无一不科举出身; 改科举,则断其试差、学差、冰敬、炭敬之源。将锢蔽四百兆元元之手足聪明之科举不改的原因,归咎为朝中数十个达官贵人衣食之故,夏文是辛辣而别出心裁的。

夏曾佑发表在《国闻报》上的《治国经权说》,显现出其历史观和中西学观。夏文认为: 三皇五帝以来的中国之局有六次大变: 尧、舜文明之治为一变; 汤武征诛之局为一变; 秦皇一统六国、行封建井田为一变; 五胡乱华、晋分东西为一变; 赵宋以经义取士,国祚遂弱为一变; 清道光之际,欧洲西方争利中原,中外之势更一大变。面对道光以来变局,如何守其经,权其变? 夏文的结论是: 需要由千年不变的“以夏变夷”,转为智者之选的“以夷变夏”。

然而目孔之儒,咫闻之土,且鳃鳃然相聚而言曰: 我中国也,彼固夷也,奈何用夷而变夏哉? 呜呼! 其亦不思之甚矣!夫古之所谓夷者,谓其风俗之不醇,政教之不修,獉狉暴悍而日以攘夺剽劫为事者也。今欧美诸国,其民安其俗乐其业,为人谋则忠,与人交则信,不得谓风俗之不醇也; 文教之明修,武备之简厉,国有议院而上下之情联,民无坐食而生养之道得,不得谓政教之不修也; 死亡相救,疾病相扶,无残暴之刑、杀掠之事,伐国必告其君,灭国必存其主,入国必安抚其民,不得谓獉狉暴悍以攘夺剽劫为事也。以是而斥为“夷”,则安知彼之不目笑而夷我乎?

“以夷变夏”的主张足够骇人听闻。夏文随即笔锋转向以夷变夏所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未来的描述:

夫中国民生之众、物产之饶、人才之盛,他洲数十国所亟称也……欲求善变之方以救中国今日之急,援推本孔子遗教,首明经权之义发其大。凡有国事之责者,比量之,拟议之,反复而思之,举而剀切陈之,次第行之,则一世而后,环地球而不共推中国一为盟主者,吾不信也。若复自满自大、自逸自谚,塞向墐户,苟目前之安,则中国之祸,吾虑其不旋踵而至也。悲夫!

从发现西方到礼赞西方,从以夏变夷到以夷变夏,中国常识分子在甲午后经历了逐渐觉悟和痛苦选择的过程。而夏曾佑所持的礼赞西方、以夷变夏的立场对中国读者来讲,无疑是有冲击力的。而放下自满自大,虚心学习,百年之后中国为地球盟主的未来,又特别让编辑与读者共同神往。无独有偶,梁启超 1902 年写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1962 年维新 60 年后在中国召开世界议会,推中国为盟主的政治想象,与夏曾佑的描述如出一辙。

《国闻报》存续期间,夏曾佑还在 1898 年 6 月9 日的《时务报》发表《论近代政教之原》一文。此文“今政教之源,皆出于秦”的论断,成为编辑后来所著《中国古代史》的基本理论。夏文以为: “今日之政法,秦人之政法,非先王之政法也; 今日之学术,秦人之学术,非先王之学术也; 今日之教宗,秦人之教宗,非先王之教宗也。”以政治制度而论,秦之井田、封建,影响深远。以思想学术而论,秦用韩非、李斯之术。韩、李之学来自荀子:

是以秦人一代之政,即荀子一家之学,千条万派,蔽以一言,不过曰“法后王”与“性恶”而已。惟法后王,故首保君权。古之治天下也,以民为本位,故井田、学校、封建,均从宗法而积之; 今之治天下也,以君为本位,故财赋、兵刑、建置,均从天子以推之。惟人之性恶,故猜防御下。古之人知天下之可为君子,故衣裳钟鼓之化,达乎上下; 今之世料天下之必为小人,故凡食货、选举、职官一切诸政,非以求进化也,防流弊也; 非以待驯良也,御盗贼也; 非以礼士夫也,蓄奴隶也。

这种推演,以及结论,都足以振聋发聩。编辑中外比较的学术视野,以简驭繁的旧学功底,言简意赅的推理判断,救亡图存的学术立场,使夏曾佑成为与严复、梁启超一样,站在变法维新前沿的晚清思想家与报人。

夏曾佑第二次报人经历在 1903 年至 1905 年间。其祁县知县期满,寓居上海,又丁母忧,受表兄、著名报人汪康年之邀,任《中外日报》主笔。《中外日报》是《时务报》内讧之后的产物。《时务报》创办伊始,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康有为主张《时务报》采用孔子纪年,且希翼报纸宣传“康教”“康学”。梁启超没有坚持《时务报》用孔子纪年,但其所作《变法通议》又如何离开宣传康学? 汪、梁矛盾由此而起。1897 年底梁启超离开报馆,入湘执教,汪康年独立支撑《时务报》门面,《时务报》的影响力因此受到重创。百日维新中,在康有为的策动下,上谕《时务报》改为官办,并令康有为督办此报。汪康年不满康有为公报私仇的行为,将《时务报》空名让出,更名为《昌言报》。同时将 1898 年 5 月创办的《时务日报》更名为《中外日报》。《中外日报》一度因攻讦康梁新党,拥护慈禧垂帘听政而为同情变法文人所不能接受。夏曾佑 1898 年底因《国闻报》卖出,离开天津,与《汪康年书》有“鄙人二馆俱辞,一官未得,其窘可知”的牢骚。到祁门后,称“地方极贫,风俗极坏,官场尤坏”,“一二年内即当鼠窜,以终我天年”。身处僻壤,唯有读报,得以知祁门之外的事情。时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办《清议报》,夏曾佑托汪康年买来转寄,信中屡屡催问。其 1900 年5 月 24 日信中写到: “《清议报》补买二十二、二十七两本,以后从三十五起定长年。其三十七最要,期早寄来。《中外日报》准由安庆寄一月以与杭校,费照算” 。读报则为国忧,为己忧,为报馆忧。对上海报业的持续关注,对国内外局势的如鲠在喉,使得夏曾佑一旦得到《中外日报》的平台,便大刀阔斧地大显身手。

据《夏曾佑集》的整理者杨琥考订: 夏曾佑发表在《中外日报》上的文章约有 350 篇。1904 年,夏曾佑兼任《东方杂志》主笔,将其发表在《中外日报》上的文章转载于《东方杂志》的约有 30 余篇。夏曾佑《中外日报》期间所写作的政论文章,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这些政论文章更多是对资讯、时局的深度分析与评论。夏曾佑的学者眼界、学识与鞭辟入里的文风,给《中外日报》带来了生气。

夏氏政论文最鲜明思想倾向首先是同情维新,呼唤变法。夏曾佑亲历维新变法运动,对维新变法持同情支撑的立场。作《中外日报》主笔之后,仍基本坚持这一立场。1902 年底其在《中外日报》发表的《论袁慰帅诋京师大学堂事》一文,就本报一则资讯所展开的评论; 新任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北京召见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以为大学堂所聘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后生,则将来之祸,更甚于戊戌。夏曾佑对这一资讯的评论,火力全开:

大地之由长夜以进日光也,各地不能同等,必山头木杪先接之,而后及于平原幽谷;国家之由闭塞以进开通也,各人不能同等,必报馆、学堂先化之,而后及于官场政府。当官场政府鼾然不知有此事有此说时,而报馆、学堂即已为晨鸡之鸣,此所以学问军中之先锋,必为旧党目中之怪物也。

夏曾佑对报社学堂是学问军中之先锋的看法,是有见地之言。庙堂之上与报馆学堂之下交战的概括,也极得晚清矛盾之真相。对袁世凯如此,对同样断送变法前途的官员与皇太后,夏曾佑更是破口大骂了。其 1903 年 3 月所刊发的《论文悌升贵州贵西道事》,评论满族官员文悌升职事。文悌在康有为变法维新得势时极尽趋承,在康有为失势时,则上书诋毁康有为成立“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因而被光绪免职。变法失败后文悌反获升职。夏文揭露此等人升职,“于社会不能无影响,且于我皇太后之影响为尤大”。随后则将批评对象转向太后: “且今之人,分为两途。在朝之人则以太后为女中尧舜。在野之人则以太后为新政魔君。”这种“新政魔君”的直骂,在当时的中国,也是需要胆量的。夏曾佑 1904 年所作《论中国必革政始能维新》一文把鸦片战争以来绵延一个甲子的中国维新分为五个时期: 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为浮慕新法时代; 戊戌百日为实行新法时代。此后进入阻遏新法时代与敷衍新法时代。编辑认为:时至今日当下,随着学校、科举、农工、商务有新气象,似已进入第五个时代,即“试行新法时代”。夏曾佑对戊戌之后政局的区分描述,体现出鲜明同情变法维新的立场。

其次是揭发伏藏,预告危机。经历庚子事变后的中国,内政外交,乏善可陈。夏曾佑著文,揭露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昭告世人: 国家已到了极贫、极弱,濒于崩溃的边缘。1903 年 9 月 27 日,夏曾佑在《中外日报》发表《论政府之将来》一文,论述瓜分的危险日益逼近中国:

天下岂有甲国之国事而乙国、丙国直接协商而可不必关白甲国者乎? 如其有之,则甲国必将不得为国矣。俄日协商,其实行瓜分中国之第一步哉? 自此之后,于扬子江则英、德协商,于黔、蜀、滇、粤则英、法协商,于汴、晋、藏、卫则英、俄协商,于闽、浙则英、美、日协商。协商之后,无不妥洽; 妥洽之后,无不施行; 施行之后,无不无阻。而外部衙门将无外国人之车辙马迹矣,外部官吏皆可作逍遥游矣。事势至此,则我国人之感情当何如哉? 夫他国之人心,愈穷则愈奋,而中国之人心,愈穷则愈玩。此非种智使然,盖中国之遭际,其苦况实有非他人所有者矣。第一,有满汉之隔阂; 第二,有皇太后与皇上之隔阂。此二者为障碍者之至大者,而专制之政,凉血之俗,犹次之也。

夏曾佑认为: 两种隔阂造成了特殊的国情。第二种太后与皇上之隔阂,百日维新后已昭然天下; 而第一种满汉之隔阂,原来若皇帝的新衣,现在又被《苏报》章太炎、邹容《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所说破。此事不啻加烈火之薪而决大河之岸。对《苏报》为代表的打出反满旗帜的革命派的异军突起,夏曾佑及《中外日报》是怀有种种不安的。夏曾佑 1903 年 9 月 30 日有《论新党之将来》一文,称举起反满旗帜者为新党,而赞同保皇者则为旧党。夏文认为,新党的弱点有四: 有宗旨而无办法; 有议论而无心志; 知有人而不知有己,易盲从;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易过激。编辑担心: 逐满之声腾于遐迩之时,便是神州血流成河之日。

除了被洋人瓜分与反满流血的危机外,夏曾佑政论文所关注的国家危机还有内政腐败、南北分裂等。他惊呼: 渐亡或顿亡,已成为中国人所面临的选择。编辑在《论中国改革之难》一文中提出“自改革”的主张: “中国时局,至今已危险万分,势不得不急筹挽救之法。”“我不自行,他人必将起而代谋”,他人代谋的结果,必然是“改革之局一成,而中国之保存愈为无望,有沉沦终古而已矣”。夏曾佑“自改革”的主张,在日俄战争时期的常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其思想深处是盼望国家借日俄战争的机会推动政治改革。但政府和民众的表现又使他们失望。国家的命运系于何人? 民族的危机如何化解? 是萦绕于编辑心中的问题。

满汉对立之外,还有南北对立的问题。义和团兴起后,东南各省宣布联合互保,以避免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夏曾佑 1904 年 10 月 17日《论中国有南北分裂之兆》一文,以为南北原来就有的分歧,因东南互保之事,有日益加剧的危险。忧患重重,忧虑也便重重。民族多难,报人政论也愈加显得沉重。

其三,维新吾国,维新吾民。严复《原强》一文所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基本成为维新变法者救亡图存的思想纲领。梁启超逃亡日本后所展开的新民救国运动,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一种继续和深化。夏曾佑对梁启超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耳熟能详,有些观点是接受与分享的状态。比如夏曾佑 1904 年 7 月 3日《论焚书坑儒之新法》中“今日中国之时势,固无人不知为过渡时代也。凡过渡时代之政治,必新旧交战,日有不同; 凡过渡时代之风俗,亦必文野相错,日有不同”之类的话,就是从梁启超1901 年发表的《过渡时代论》中搬来。在救亡图存的方法和路径上,夏曾佑的立论也大致不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范围。

夏曾佑 1903 年 12 月 5 日有《论中国将有瓜分之祸》一文。描述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国时局的变化,经历了渴望皇上执权,实行新政,渴望日、俄开战,中国危机或有缓解消除。国人生活在种种等待幻想中,如同束手待毙,日复一日。但痴梦不可不醒,地狱不能不下,自保主权终成为国家民族生存的底线:

“设能自保主权,既可以弭列强之争端,并可以延国家之正朔,犹不失为中国之民,则生聚教训,但得民智渐开,知识、实业渐有成就,百十年后,潜蓄势力,以待天下之变。或者赤县神州之域,尚可为黄帝子孙所统一乎? 未可知也。”

为守生存底线,夏曾佑主张皇上出国游历。以为君主外交,是国家大事常事: “非出游,无以变外人之政策; 非出游,无以振通国之精神; 非出游,无以使皇上实验欧美富强之故。”为守生存底线,夏曾佑附和梁启超“新民说”,在倡导国民爱国、守信、自立、尽责、有耻等现代国民所需要的品质之外,又主张开官智,造就可办教案、赔款,商务之人。开民智官智之外,救亡图存大计,还需有赖于士大夫。以士大夫身份自处的救亡报人夏曾佑,对新党鼓吹反满之际充满警觉,告诫世人“暗害无益”,呼吁避免“流血革命”,加快国家“立宪之举”。

其四,学者本性,学术视野。夏曾佑《中外日报》时期的政论,以其学者本性、学术视野显示出特立独行之处。其 1903 年 3 月接连发表《乱事之已往》《乱事之将来》两文,是以历史之因说将来之果的文字。其中渗透着夏曾佑式的思维和逻辑。夏曾佑认为: 如以下等人反对上等人为革命,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大者有四: 秦汉之际,前后汉之际,元明之际,咸同之际。四次革命中,前三者成功,后一次失败。其合乎人心者成,拂乎人心者则败。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革命,将秦汉革命之“复祖国”、前后汉之际“继血统”、元明之际“逐异种”三种名义合而用之,宜可成矣而终败者,则以其奉耶教排偶像,大违乎上、中、下人之积习也。太平天国之败,非中兴诸公之力也。夏文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划分中国社会阶层,以化繁为简的方式概括中国宗教中国历史,以报刊上最流行的话语词汇为四次革命定性,以奉耶教排偶像归纳太平天国失败之原因,这些均是以知识之力为基础,借报刊文体淋漓尽致地发挥演绎。

夏曾佑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与勾勒,带有今文经学的理路;他用“一治一乱,迭起相循”的历史观概括两千年历史,以为如无欧人的掺入,历史会循环无穷,百世可知; 有欧人的掺入,虽不可知,但变者势,而不变者种性。以经术作政论,本是今文经学所擅长。夏曾佑借今文经的理论说明历史,点化现实,生发政论,言之凿凿,极易说服读者。1905 年 5 月 11 日,夏曾佑在《论中国前途当用何种宗教》一文中提出“孔教改良”的主张。夏曾佑认为: 中国儒家,含道、释两家之杂质。中国宗教杂用数宗教,故有宗教与无宗教等,且各得其弊。在与外国宗教狭路相逢,故不得不别择一最宜之宗教,以为中国前途托足之地时,最大可能的选择“则莫如孔教改良矣”。改良孔教的第一步是恢复孔教,第二步才是改良孔教。这种学者式的正本清源,改良宗教的苦心,不知《中外日报》的读者,能有几人可以心领神会?

报刊设立《论说》栏目是中国早期报刊的重要特色。《论说》担负着资讯分析、时政评论的重要任务,集中显现出办报人的报德与报识。论说文水平的高低,是报刊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志。《中外日报》是以上海为举办地,比较早的采用资讯纸双面印刷,分版分栏和实行句读加点的中文报刊,有过销量过万的记载。在夏曾佑担任主笔期间,“论说”之文撰写的任务大多是由主笔完成的。《中外日报》1903—1905 年的“论说”栏目,给夏曾佑提供了一个发表见解政论的重要平台。众多如夏曾佑一类的常识分子写作政论文,促进了晚清文体的议论叙事新功能的发育成熟。

夏曾佑的政论以思想深刻,观点鲜明见长。其《中外日报》时期的政论文大致遵循着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其集中讨论的日俄战争、义和团事件、《苏报》案、中央集权、新政立宪等问题,其立论与论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且善于阐述自己的核心观点。以教案问题为例。夏曾佑在祁门任知县时,即处理过乡间教案纠纷。担任《中外日报》主笔期间,教案频发,教案成为国人无可逃避的重大问题。夏曾佑 1904 年 7 月 25 日、26 日发表的《论教案之由来》《论教案之大概》,探讨教案的由来及趋势: “自道光以后,传教载入条约,而宗教始与政治相连,而滔天之祸从此始矣” 。“我中国之教案问题与他国异: 非宗教上之问题,乃政治上之问题也; 非内治上之问题,乃外交上之问题也。”一言以蔽之,“则不过中国之兵力不及外国之兵力耳。何宗教之有? 何条约之有?”编辑认为,普遍发生在中国的教案已超出条约、宗教的范围,最终演变成为外国政府钳制中国的手段。夏曾佑在《论施南教案之结果》一文中身怀忧虑地写道: “则中国坐亡之祸,殆将与教案为终始乎”?夏文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显豁明白的结论,鲜明的中国立场、民族情感,容易引起读者响应国民共鸣。梁启超评论夏曾佑这一时期的政论文:“读起来令人很感觉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

夏曾佑政论文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善于以史为鉴,立据成论。夏曾佑是今文经派的历史学家,从中外历史中选取例证,演绎归纳,以古证今,以史明今,构成夏曾佑政论文的文体特点与风格。夏曾佑文中,言外国之史,常有希腊罗马、中古之世、欧人进化变法之谓; 言中国之史,常有黄帝尧舜、秦汉之世、汉唐以来、甲午前后、戊戌庚子之谓。如对中国的闭关锁国之说,夏曾佑的《论中国人对外感情之异》以史为证,说明中国并非闭关:

中国闭关自守者,号称四千年,其实非闭关也。北之匈奴、鲜卑、突厥、辽、金、蒙古,西之三十六国、安息、大食、吐蕃,南之天竺、暹罗、缅甸、安南,东之新罗、百济、高勾丽、日本,非与我往来之别族乎? 所与今异者,有和战,有互市,有庆吊,而无今日之国际法耳。

以这种实证的方式说明中国数千年并非闭关是极具有说服力的,中国缺少的是在国际法背景下的外交经历而已。夏曾佑《论暗害无益于革命》为说明暗害适于报仇不适于革命的道理,考据中国历史上之暗害、之刺客,仅存于战国之际。然战国时期之刺客,皆因个人之事,而非关国家之事。“由斯以谈,故知所谓暗害主义者,不过泄愤之一端,而于政治之问题为无涉。若以暗害为惟一之机关,恐求一宪法而不可得,而况乎革命哉! ”以史证今喻今,是夏曾佑政论文习以为常轻车熟路的说理之道。

夏曾佑政论文的第三个特点是条理明晰、生气灌注。夏曾佑的政论文,是浅显的文言表述。其文不及梁启超的新民体文字那样情感充沛、激情四射,但表现出条理明晰、生气灌注的文风。其1904 年 8 月 29 日所写的《论义和团第二次之出现》一文,叙义和团起事时荼毒无辜,庚子事变后政府又借赔款之名,搜抢民财的情景道:

洎乎明年,而拳匪之祸果起,焚掠市肆,凌辱缙绅,荼毒无辜,违反秩序,数日之间,上下皇皇,不复知有其生,此固不待有联军,而北方二百余年之元气已索然尽矣。逮至联军既入,畿辅之间,无一干净,室无完器,女无完节,在当时者,固不足言也。直至于今,行乎吾之野,而见吾之小民,一斤之肉,一瓶之酒,无不重税,富者为贫,贫者为饿殍,鹑衣流汗,日夜不得息,稍有风雨寒热之变,则转死于道路,政府曰,为赔款故,不得不尔也; 督抚曰,为赔款故,不得不尔也; 州县曰,为赔款故,不得不尔也; 劝捐之绅士曰,为赔款故,不得不尔也。于是民之仇外益深,而教案愈不可制,教案益多,而戕贼益甚,其事无穷矣。

夏文在三百字之间,将义和团起,联军至,政府因赔款征税,民众仇外,教案益多的连环灾难,层垒迭加的因果关系,叙述交代得清清楚楚。“不得不尔”句式的反复使用,勾画出从政府到乡绅的无奈与无赖。夏曾佑政论文中偶尔有铺张渲染的书写,如《论中国人宜急思保存之策》中“若论今日之时局,则正如万斛巨舟转侧于洪涛巨浪之中,而又有大风疾雨以随其后,稍一不慎,则倾覆随之,无可挽救矣”之类的书写,但更多的文字是以穷形极相、条分缕析见长。

二、“新史学”与新史著

夏曾佑作为史学家的名气大于报人。这是因为他在 1903 年至 1905 年间完成了一部《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共三册,分别为上古史、中古史上( 秦汉) 、中古史下( 魏晋南北朝) 。1904 年到1906 年在商务印书馆分年度出版。此三册课本至1918 年年初,发行在 8 万至 12 万册左右。193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丛书”,将该书重版,更名为《中国古代史》。这是一部原计划五册,仅完成三册的史学著作。这半部《中国古代史》奠定了夏曾佑新史学家的地位。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成功在于它是响应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号召,用新的历史观念、新的叙述方法,对中国古代史予以重新建构的学术实践,具有为学界“导夫先路”的开创性地位。

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有机会大量阅读翻译为日文的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由所读西方之书,反观中国学术界,感到需要革新需要建设的地方很多。梁启超在《释革》等文章中踌躇满志地提出文学革命、史学革命的主张,希翼以异域学术的精神、改造中国的思想学术体系,使其适应“维新吾国,维新吾民”的需要。梁启超 1902 年写作《新史学》一文,其基本要点是: 历史研究是历史事实与研究者共同完成的; 新史学与旧史学的重要区别是不以王朝更替和一姓兴衰为研究对象,而应以人群进化现象为研究对象; 史学应借助其他学科的成果丰富发展自己; 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 史学应该成为知识中最博大最切要者。

夏曾佑在上海办报期间,张元济是《中外日报》股东之一。商务印书馆欲延聘通才,主持编译。于是在印书馆主持编译事务的张元济便约请夏曾佑“编纂课本,或撰小说”,因为“二者皆为转移风化之要事”,且有适当的收入。关于小说,夏曾佑有《小说原理》之作,印入《绣像小说》第三期。关于课本,则有历史教科书之作。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册“叙”,申明写作主旨云:

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 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虽然,有难言者。神州建国既古,往事较繁。自秦以前,其纪载也多歧; 自秦以后,其纪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衷,仍者不可择别。况史本王宫,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属之稗宫,正史缺焉。治史之难,于此见矣。然此犹为往日言之也。泊乎今日,学科日侈,日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 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 今兹此编,即本是旨。

以古鉴今,读史知来。这是编辑史书写作的现实需要所在;“文简于古人,理富于往籍”,自然成为编辑史书写作的主旨与目标。

中国古史繁杂,教科书编写又必须纲目清晰,不容含混。如何文简于古人? 大家从《中国古代史》上册第一章的前几个小节及每册的“凡例”部分,可以集中看出编辑的写作策略:

一是依照天演进化强弱盛衰的节奏划分历史阶段。夏曾佑对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期、七个小期,其具体是:

中国之史,可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 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 自宋自今,为近古之世。若再区分之,求与世运密合,则上古之世,可分为二期,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时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故谓之传疑期。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因中国之学问,在此期造成。此期之知识,达中国之极端,后人不过实行其诸派中之一分,以各蒙其利害,故谓之化成期。中古之世,可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此时中国人材极盛,国势极强,凡其兵事,皆同种相战,而别种人则稽颡于阙廷。此由实行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良果者,故谓之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此时外族侵入,握其政权,而宗教亦大受外教之变化,故谓之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之期。此期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然已胜于其后矣,故谓之复盛期。近古之世,可分为二期; 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因此期中,学殖荒芜,风俗凌替,兵力、财力逐渐摧颓,渐有不能独立之象。此由附会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恶果者,故谓之退化期。国朝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知识、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此中国历史之大略。

传疑时代与信史时代的分界在寓言实事,秦汉以后的变局的标志在强弱盛衰。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分期中,读者仍然感觉维新派政治立场的存在。

二是在分期的基础上,根据每个历史阶段呈现的主流历史现象,依次择要论列,做到纲举目张。上册“凡例”云:

是编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之为七小时代。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余类推。

每个时代,选择其最值得详述之事,如远古之神话,周之学派,秦之政术,其余皆略。时代如此,一朝之事,一人之事,皆依此原则。第二册“凡例”云:

本册用意与第一册相同,总以发明社会之原为主。文字虽繁,其纲只三端: 一、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无不详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则无不从略,虽有名人,如与所举之事无关,皆不见于书。一、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一、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执此求之,则不觉其繁重矣。

夏曾佑文中的“社会之原”是一个编辑自造的重要概念。结合其1903年6月24日起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分四次发表《中国社会之原》,夏氏所言的“社会之原”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指特定人种所实行的政治及所奉行的宗教,两者合称为“政教”。夏曾佑笔下的“宗教”,涵括整个社会思想信仰、学术精神、民众教化的多重意义。与多重意义的“宗教”对举的是“政治”。中国社会之原的研究,即是对中国政教的形成、发展、变化的综合研究。夏曾佑是晚清学术界比较注重政教关系及思想学术演进研究的学者,他的《中国古代史》的写作在内容结构上,凸显这一特色。因此,第二册“凡例”所论及的化繁为简的写作三纲,第一是政治演进之迹,详兴亡所系者; 第二与外民族交涉内容,虽简略而线索不断; 第三思想学术之变,择其大端而述,不以朝代自限。

三是辅以图表,按图索骥。夏曾佑以简驭繁的古史写作,还采用了图表的办法,表述复杂的历史关系。《中国古代史》一册采用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六国年表》,二册无表可用,三册建议使用清人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與地表》作为课本参考书。以图佐文,本来是一个化繁为简的做法,但因为是借用《史记》等年表,且为“全篇附入”,其结果是第一册中,年表所用页码是夏写作的文字所用页码的两倍。这对教科书来说,不免有喧宾夺主、尾大不掉之嫌。

古地名的问题,引文出处等写作规范问题也让编辑犯难。编辑自诩的“社会之原”研究,在第三册讲完“种族之概”后,其宗教问题也难以兼顾。因为种种原因,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至隋而止。而其筚路蓝缕的艰难,阅读者都可以在其字里行间深深体会。

作为新史学的奠基之作,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在经历“文简于古人”创获的同时,也收获了“理富于往籍”的成功。

以救亡图存情怀写史。在新史学提倡者梁启超看来,中国是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之老大帝国,也是向现代国家天演进化之少年中国。维新吾国,维新吾民,需要建立民族自信,感发奋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夏曾佑写史,也以这种救亡图存的情怀作为底气。因而其古代史的书写,充满着激情和遐想。其第一册论“历史之益”写道:

读我国六千年之国史,有令人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者。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如大《易》然。至完密之政治,如《周礼》然。至纯粹之伦理,如孔教然。灿然大备,较之埃及、迦勒底、印度、希腊,无有愧色。读中古之史,则见国力盛强,逐渐用兵,合闽、粤、滇、黔、越南诸地为一国,北绝大漠,西至帕米尔高原,裒然为亚洲之主脑,罗马、匈奴之盛,殆可庶几,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壮者也。

论及秦汉这一中国极盛时代,夏文充满着自豪之感:

自秦以前,神州之境,分为无数小国,其由来不可得知。历千百万年,而并为七国,其后六国又皆为秦所灭,中原遂定于一。秦又北逐匈奴,南开桂林、象郡,规模稍扩矣。天佑神州,是生汉武,北破匈奴,西并西域,以及西羌,西南开筇僰,南扩日南、交址,东南灭瓯、粤,东北平濊、貊。五十年间,咸加率土。于是汉族遂独立于地球之上,而巍然称大国。微此两皇,中国非今之中国也。。故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

秦汉之盛,成为独立于地球之上的巍然大国,这应该成为中国今日之前途。著史与读史,皆为国家独立、民族昌盛的目标,此种写作宗旨,应该是最明显地“理富于往籍”之处。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理富于往籍”之处,还凸显在用西方现代国家建立的经验确认国名、族名,在与西方史学的比较中重估中国历史的价值意义。梁启超等新史学的倡导者,在 20 世纪初国家与民族重建的过程中,提出以“中国”名国,以“中华”名族。夏曾佑是这一观点的支撑者。其《中国种族之原》一节中认为:

种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则至难定,今人相率称曰支那。案支那之称,出于印度,其义犹边地也,此与欧人之以蒙古概吾种无异,均不得为定名。至称曰汉族,则以始通匈奴得名; 称曰唐族,则以始通海道得名,其实皆朝名,非国名也。诸夏之称,差为近古,然亦朝名,非国名也。惟《左传》襄公十四年引戎子驹支之言曰: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舆华同。”华非朝名,或者吾族之真名欤!

至吾族之所从来,尤无定论。近人言吾族从巴比伦迁来,据下文最近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余年后,法、德、美各国人,数次在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观之,则古巴比伦人与欧洲之学问相去近,而与吾族之学问相去远,恐非同种也。

建议确定国名、族名,是 20 世纪初一代新常识分子的贡献。夏文对汉唐、支那、华族来源意义的考辨,令人信服。其对华族自巴比伦迁来的西方话语,也嗤之以鼻,不予理睬。论及周朝建立对中国的意义,夏曾佑直比为泰西的希腊:

有周一代之事,其关系于中国者至深,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泰西学问,开自希腊,至基督教统一时,希腊之学中绝。洎贝根以后,希腊之学始复兴。中国亦有若此之象,学问虽沿自周人,然至两汉之后,去周渐远,大约学界之范围,愈趋于隘,而事物之实验,愈即于虚,所以仅食周人之弊,而不能受周人之福也。此等之弊,极于宋明,至国朝始渐复古,殆可如泰西十八世纪希腊诸学之复兴矣。

这里将周朝文明之于中国的意义,比之于希腊文明之于泰西。呼唤 18 世纪欧洲的希腊文明复兴,在中国大地上演,此种以家国情怀为底蕴,以中西比较方法说史,自然使《中国古代史》“理富于往籍”。

夏著的“理富于往籍”,还体现于以史论为政论,深耕于“社会之原”的研究。以经术作政论,是今文经学的传统,也是今文经学者参与社会维新的主要方式。夏曾佑以史论作政论,叙史证今,维新吾国、维新吾民的做法,在以上的引述中已经被充分证实。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在结构上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注重思想史、民族史的勾勒,而这正是夏曾佑以“种族”“宗教”为两翼的“社会之原”研究。

《中国古代史》以为: “春秋以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何为鬼神术数? 鬼神之学,由人之肉体灵魂存亡的探究,推而至天之日月升沉,寒暑迭代的说明; 术数之学,是算术既明,创为律历,以测未来。“鬼神术数之学,传自炎黄,至春秋而大备。然春秋之时,人事进化,骎骎有一日千里之势,鬼神术数之学,遂不足以牢笼一切。春秋之末,明哲之士,渐多不信鬼神术数者”,于是有老子、孔子、墨子之学生,中国进入一个学术昌明的时代。这种诸子并兴的局面,夏曾佑比之于希腊学派:

周秦之际,至要之事,莫如诸家之学派。大约中国自古及今,至美之文章,至精之政论,至深之哲理,并在其中,百世之后,研穷终不能尽,亦犹欧洲之于希腊学派也。

诸子百家中,儒、道、名、法、墨同源,儒学独尊始于秦汉之间,儒家学理与政权结合始于李斯韩非。虽秦之宗教不专于儒,但秦始皇政权之后延续两千年的专制之毒,与儒教大有关切:

今案秦政之尤大者,则在宗教。始皇之相为李斯,司马迁称斯学帝王之街于荀子,斯既知六艺之归,则斯之为儒家可知。

始皇既以儒者为相,则当有儒者之政。观其大一统,尊天子,抑臣下,制礼乐,齐律度,同文字,攘夷狄,信灾祥,尊贞女,重博士,无不同于儒术。惟李斯之学,出于荀子,始皇父子,雅信韩非。韩非之学,亦出于荀子。

( 荀子) 己所独揭之宗旨,乃为性恶一端。夫性既恶矣,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其天性本无所谓忠、孝、慈、爱者,而弑夺杀害,乃为情理之常,于此而欲保全秩序,舍威刑刦制未由矣。本孔子专制之法,行荀子性恶之旨,在上者以不肖待其下,无复顾惜; 在下者亦以不肖自待,而蒙蔽其上。自始皇以来,积二千余年,国中社会之情状,犹一日也。社会若此,望其乂安,自不可得。

以上由春秋之前到秦汉之际学术脉络的叙述,是夏曾佑深耕于“社会之原”问题研究最见功底的学术成果。其对荀学与秦政关系的描述包含三层判断: 中国的两千年专制始于秦政; 秦政之学来源于荀学,欲去专制,需要“排荀”;荀学为儒教之一分支,改良政教,就需“改良孔教”。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能量,等待喷薄而出的时机。

夏曾佑“社会之原”研究的另一着力点是中国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如何形成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因为多民族聚合是古代中国建立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中国建立的基础。夏曾佑自炎黄时期的叙述就采用了多部落多民族的视角:

当炎帝末造,居中国者,约分三族。最北以漠南北为界者,为荤粥; 獯鬻、玁狁、匈奴,皆一音之转。西起昆仑,东渐大海,夹黄河两岸者,为诸夏; 大江以外,及乎南 溟,是为黎族。

当时诸夏虽为一族,然似有二支,一炎帝,一黄帝也。因《史记》称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师为营裔; 而神农氏教民稼穑,农夫非可迁徙往来无常处者,故疑其为一族分二支也。古时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其后吾族顺黄河流域而至,如此者又不知几何年。至黄帝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学问,藉以开焉。

这种对黄河两岸诸夏之外民族的书写,在《中国古代史》中成为一条种族演进的线索被延续着。至第三册写两汉时期种族宗教,编辑深感头绪繁多:“盖此时以前,种族与宗教皆单简;自此以后,种族与宗教皆复杂也。种族复杂之原,由于前后汉两朝,专以并吞中国四旁之他族为务,北则鲜卑、匈奴,西则氐、羌,西南则巴、賨,几无丕遭汉人之吞噬者。中国以是得成大国,而其致乱,则亦因之。”民族的扩张融合也带来若干问题。两汉对周边民族的兼并吞噬,成为后来五胡乱华形成的诱因。

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的成功与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借助今文经学、天演进化论、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初步勾勒建构了中国古史的演进轨迹,成为显示着“新史学”实绩的奠基之作。今文经学的三通三世说,进化论的天演说、严复翻译的西方社会学之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宗法社会划分的理论,都被编辑心有灵犀地运用于中国古史系统的建构与叙述之中,使混沌一片、纷乱繁杂的中国古史有了一个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分期,有了一个传疑时代、化成时代、极盛时代、中衰时代、退化时代、更化时代的叙述与书写模式,这种让人赞叹信服的神来之笔,让中国古代史变得豁然开朗,变得生动可及。加上《中国古代史》写作中史论与政论的频频结合,中国史和希腊、泰西历史时代的频频比照,让读者在阅读中,频频获得现实感、方位感。

其次,夏曾佑很早注意的“社会之原”研究,在《中国古代史》中被不断深化,充分展开。夏曾佑1898 年 6 月 9 日发表在《时务报》的《论近代政教之原》,首次刊发中国政教之源皆出于秦的宏论。因袭秦法之中国,遇欧洲诸国重民权兴格致之缘,于是而成今日种亡教亡之果。假如国人所守是真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传之道,而犹当斟酌损益,与时偕行; 国人所守乃秦人之法,又因何而不可变? 夏曾佑最初表露的,是为变法鼓与呼的立场。1903 年 6 月在《新民丛报》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原》开始结合老、孔、墨学说、秦汉学派变化,进入学术探求的层面。其左萦右拂之中,意旨尚不甚豁然。依照此文写作时间,编辑应该是已经进入《中国古代史》的准备过程。夏曾佑春秋前鬼神术数分流,春秋后老、孔、墨并世而起,经儒扬墨黜阶段,至秦而儒法并举,荀学大盛,大一统中终成专制之局的学术描述,由此完整。《中国古代史》宽大的学术空间,提供了完善其学术思想的平台。其他与“社会之原”有关的问题,比如宗教变动在前政治变动随后,多民族多信仰融合等与社会之原有关的问题,也都有了充分展开论述的机会。“新史学”主张研究种群的天演,而不仅仅是王朝的更替。这样族群的分合,信仰的迁播,学术的推演,教化的转移,应该登堂入室,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20 世纪初年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写作中的身体力行,便自然成为一种学术楷模。严复1906 年读《中国古代史》后致信夏曾佑,称其为“旷世之作,为吾国群籍之所无踵”。“读足下之书,见提絜立例处,往往见极因怪( 如云中国之教得孔子而立政得秦皇而行,境得汉武而定。又云使匈奴盛于周时,中国必亡诸语) ,此法惟近世西人以天演眼藏探内籀之术以治前史者而后能之,乃大著不期而与之 合,此滋足贵者也。”

《中国古代史》作为教科书,其历史叙事是粗线条的。以今文经学的观念说明历史,也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史书的书写以文言作为叙述语言,事繁语简,存在晦涩而不宜解读的弊端。但作为“新史学”的早期史著,其建构开创的中国古代史系统的价值意义,却是十分巨大的。

三、“新学诗”与“新小说”的倡导者

夏曾佑在晚清文坛的贡献还在于他是新学诗和新小说的倡导者。夏氏19世纪末在新学诗上的实践和把小说作为启蒙利器的呼吁,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晚清文学界革命的“导夫先路”者。

夏曾佑对新学诗的倡导约在1894年到1896年之间,主要参与者是梁启超、谭嗣同。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回忆当年情景道:

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么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大家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大家几个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知识,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大家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大家当时认为: 中国自汉以后的知识全要不得的; 外来的知识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知识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大家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大家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

梁启超19岁的年头是1891年。是年梁启超在京师就婚于李氏,小住于新会会馆,梁、夏有“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的交往。梁氏所述每天争持不休的年头应该在1894年至1895年之间。1895年梁启超23岁,夏曾佑33岁,谭嗣同31岁。时为维新变法酝酿激发的年头,年轻学子厌恶旧学,向往新学,而新学又无从寻觅。汉以前的经与诸子,教会的译书与主观理想,便成为知识饥渴时代年轻学人的“新学”。更有甚者是,这些年轻学人要用“宗教式的热情”去宣传这种“新学”,这便有了“新学诗”。

“新学诗”在形式上多为律诗或古风,在内容上是用经书诸子之学、佛典、新旧约典,生造杂糅成复杂艰涩的辞语意象,表达对世界的感受与想象。新学诗是维新之初旧学已死,新学未生时代年轻学子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思想创造与情感表达。其开创者是夏曾佑。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回忆道: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我只记得他第一首: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芒芒下土方。巴别塔前一挥手,人天从此感参商”。这是从地质学家所谓冰期洪水期讲起,以后光怪陆离的话不知多少。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因为他创造许多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

梁启超文中所引夏曾佑诗为《无题》,计26首。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详解《无题》诗所用典多为《新约》全书中故实的原因道: “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垒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之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饮冰室诗话》讲解上引《无题》诗曰: “冰期洪水用地质学家言,巴别塔云云,用《旧约》述闪含雅弗分辟三洲事也。”《饮冰室诗话》又举《无题》诗中“帝子采云归北渚,元花门石镇欧东。两家悬谶昭千祀,一样低头向六龙”,“六龙冉冉帝之旁,三统茫茫轨正长。板板上天有元子,亭亭我主号文王”两首说明道: “所谓帝子者,指耶稣基督自言上帝之子也。元花云云,指回教摩诃末也。六龙指孔子也。吾党当时盛言春秋三世义,谓孔子有两徽号: 其在质家据乱世则号素王;在文家太平世则号文王云。故穗卿诗中作此言。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如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形也。”此时的夏曾佑、梁启超、谭嗣同的理想情感,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思想轨道上,在对世界宗教各教主信仰的狂热中。他们希翼孔教如同耶稣基督、回教摩诃末、释迦摩尼诸位教主创造欧洲、伊斯兰、佛教文明一样,给中国带来复兴。宗教狂热与想象情绪支配下写作的诗,一是怪异,二是难解。但给他们带来精神解放的快乐。

这种颠覆与奇想的快乐,夏曾佑、梁启超是如何感受到的呢?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中列举夏曾佑1906年访问日本时赠梁启超之诗:

壬辰在京师,广座见吾子。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洎乎癸甲间,衡宇望尺咫。春骑醉莺花,秋灯狎图史。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双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观喜。夕烽从东来,孤帆共南指。再别再相遭,便已十年矣。君子尚青春,英声乃如此。嗟嗟吾党人,视子为泰否。

夏诗的前几句描述同学少年彼此投契与后几句感叹人生易老的诗是不需要注解的,但中间阐述学理的部分需要详解。梁启超说明道:

“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双手,阳乌为之死’,‘兰陵’指的是荀卿; ‘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或者即基督教经典里头的‘撒但’;‘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是相传的神话。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大家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荀子。到底打倒没有呢,且不管。但我刚才说过,‘大家吵到没有得吵的时候,便算问题解决’。大家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 ‘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观喜。’这是大家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大家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大家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把这类能够带来精神解放愉快,但生编硬造,需要加很多注解才能读通的诗概括为“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再举谭嗣同离开京师到南京所作《金陵听说法》为例:

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题,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其《金陵听说法》云: “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G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会之名也。又赠余诗四章,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当时同学,断无从索解。盖所用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也。

由新、旧约、佛典、儒家经典故实与译音词语意象词汇杂糅而成的新学诗,变得“苟非当时同学,断无从索解”,便失去了阅读与传播的可能。写作《饮冰室诗话》时的梁启超,正在鼓吹“诗界革命”。虽然夏曾佑所身体力行的新学诗怪而难解,但梁启超坚持推举夏曾佑与黄公度、蒋智由并列为近世诗家三杰,决定因势利导,引领“吾党诗人”完成夏曾佑的新学诗向黄遵宪的新派诗“过渡”: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州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

依照梁启超所言,“诗界革命”的成功作品应该符合三个条件:新意境、新名词、旧风格。黄遵宪的诗,“独辟境界,协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可以作为“诗界革命”的模范之作。黄遵宪有“读我连篇新派诗”之语。从夏曾佑“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新学诗,到黄遵宪“独辟境界”的新派诗,正是梁启超心目中的“诗界革命”所要完成的革新历程。

夏曾佑留下的200余首诗作,除了上述的新学诗外,最值得称述的是与梁启超、严复、蒋观云、陈三立等人忆旧唱和之作。1905年夏,夏曾佑服阙后回安徽候缺,其间,被荐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随员。1906年3月成行日本,停留两个月。在日本箱根重晤梁启超,有诗记之:

自从别后艰危久,握手犹疑在梦魂。草草杯盘灯火暗,沉沉风雨语言温。十年往事归青史,一卧沧江剩酒痕。罢饮登楼西望久,白云何日出山村。

夏氏犹记梁启超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从天津塘沽乘日本船逃亡时,与梁启超船上话别时的情景。梁启超由日本大使馆送天津出逃,应该是极机密的事情。时在天津的夏曾佑能提前得到信息,且不避危险,前往送别,也是侠肝义胆的行为。分手十年后与旧友在日本重晤,夏曾佑自然感慨良多。别后艰危,握手疑是梦中; 登楼西望,明日各自江湖。喜耶悲耶? 难以名状。

夏曾佑与严复的交往,尊崇之余,高度认同其翻译西著的学术贡献。其《己亥秋别天津有感寄怀严蒋陈诸故人》言及严复云:

时会既未至,盛业由书传。旁行百万卷,精旨穷人天。舌人十万辈,瞠目无媸妍。学未闻大道,岂能事言诠? 昔者山海隔,今有车与船。今者文字隔,谁施蹄与荃? 事穷我公起,谓严侯官。吾种天所怜。公学岂仅此,而此事所先。国狗素狂瘈,眈眈吻常涎。兴亡有一定,名世独见全。冥冥津门树,日暮起苍烟。扁舟载吾逝,不复相流连。何时一尊酒,黾勉为执鞭。

此诗写于1899年夏曾佑离开天津,去安徽祁县就职之时。诗中称赞严复“盛业由书传”的救国救种之举,表达追随执鞭的愿望。1904年,严复译英人甄克思《社会通诠》,1905年著《候官严氏评点老子》,书成,均请夏曾佑为之作序,可见严复对夏曾佑的学术见解足以引以为同道的信任。1910年,夏曾佑有《题严几道江亭饯别图》写对故人的思念之情云: “七年人海几升沉,孤往谁知去国心? 看到画图风景地,交柯乱叶最精深。”人海沉浮,执子之手,最是情深。1912年,夏曾佑有《寿严又陵六十》诗:

先生晚出世,时正丁晚清。新爱日以迫,旧俗日以更。辕驹及枥马,静待鞭与烹。一旦出数卷,万怪始大呈。譬如解骥足,一聘不可程。虽云世运开,要亦贤者诚。阳春转寒冽,风日流辉光。

夏氏贺寿之诗,盛赞严复对晚清学术带来了思想解放,带来了驱走寒冽的阳春。

夏曾佑对晚清文坛的另一大贡献是提倡小说。1897年,《国闻报》初办,自11月10日起登载《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文未署名。梁启超1903年的《小说丛话》中认定此文出自严复、夏曾佑之手,因为其他人不可能有此宏论。后《严复集》的整理者王栻认为,文字风格与文中所述经历,均非严复。此后学术界倾向于夏曾佑执笔,严复参加了意见,为夏、严合作之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长达万余字,分六次刊毕。其为文风格纵横捭阖,洋洋洒洒。文章从《三国》《水浒》《长生殿》《西厢》小说戏剧中情节、人物、性格为人所熟知这一现象入手,探求地球之大,古今之长,何以一人之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可以长留于亿兆人脑中传而益远、久而不淡的原因:首先在于这些小说戏曲描写了人类社会中的公性情;英雄与男女。英雄之性在物竞天择的世界演化中,为天下家国一日所不可无,帝王教主,纷纷纭纭,大瀛之内,血气所同。而男女之情与英雄之性,又相倚俱生。中国之尧舜禹汤,欧洲之希腊罗马,兴亡之迹,波谲云涌,缠绵怨慕,演绎无穷。英雄与男女构成了人间故事的底色。但同样是描述英雄男女的文字,为什么经史子集记载的英雄男女不易传,而稗史小说描述的英雄男女易传? 编辑以为稗史小说比经史子集易传的条件有五:使用本民族通用语言,使用与口语接近语言,言日习易解之事,有曲肖详尽描写,擅虚构附会讲述。稗史小说,有如此感人易传的禀赋,应该成为国民启蒙的利器:

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 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抑又闻之: 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 岂尽实哉!

《国闻报》附印说部并没有真正得以实现,但小说新民的观念想法是导夫先路的。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小说》,首先想到的是《国闻报》上严、夏的这篇大文,一定要找到此文,再考虑写作《新小说》的发刊词。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在推重小说,编织欧美、东瀛小说救国的神话,以小说推动国民启蒙等方面,多有承继之处。夏曾佑的《缘起》一文在晚清小说界革命中,因此也具有标杆的意义。

如同新学诗一样,在小说界革命中,夏曾佑同样是开创者。1903年,李伯元主办的《绣像小说》创办,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约请夏曾佑写文,夏曾佑作《小说原理》本年6月在第三期上刊发。此文立意,除《缘起》中强调开民之化功能之外,更多地着意于小说的自遣自娱功能:

“今将陈于纸上之物,为人所乐玩者,第其可乐之甲乙: 看画最乐; 看小说其次; 读史又次; 读科学书更次; 读古奥之经文最苦。而小说之为人所乐,遂可与饮食、男女鼎足而三。”

夏曾佑以为写小说有五难: 写小人易,写君子难; 写小事易,写大事难; 写贫贱易,写富贵难; 写实事易,写假事难; 叙实事易,叙议论难。小说有导世、牟利两种写法: 牟利之作“莫如将此生数十年所亲见、亲闻之实事,略加点化,即可成一绝妙小说”。而导世小说,“若欲为社会起见则甚难,盖不能不写一第一流之君子,是犯第一忌; 此君子必与国家之大事有关系,是犯第二忌; 大事者必牵涉富贵人,是犯第三忌,其事必为虚构,是犯第四忌,又不能无议论,是犯第五忌。五忌俱犯,而欲求其工,是犹航断港绝潢而至于海也” 。

夏曾佑《小说原理》还有两个重要观点: 一是曲本、弹词之类,虽与小说异源,但可与小说合流,所分者一有韵,一无韵而已。二是社会发展,本为士大夫与妇女、粗人两派。士大夫随着学界展宽,不必再以小说耗其日力; 小说、演剧及说唱,主要用于无书可读的妇女、粗人,输入学问,以拨乱世致太平。

与六年前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中外兼采、洋洋洒洒的文风相比,《小说原理》的为文风格趋向平实,平实得近于乡邻间的聊天。两文相较,夏曾佑对小说的认知并没有明显地提升。与梁启超“欲新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小说界革命”的炽热相比,夏文甚至有些后退与保留。如论导世小说创作有五难,突破五难以求小说之工,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再如士大夫应着眼新学,不必以小说耗其日力,把小说还给妇女、粗人等观点,都似乎是对梁启超小说提倡的一种降温,一种修正。

夏曾佑对中国政教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的人与学问,实际具有隐形的等级。《小说原理》写作的同年,夏曾佑有《乱事之已往》《论开官智》两文,前文认为中国以孔教立国,长期以往,形成“一国之中有二国教”的情况。“上中二等人以高头讲章、历科闱墨为圣经,下等人以弹词、唱本、二簧、京调为圣经。上中二等人胸中有无限三纲五常、天经地义等字面,而不知此等字面为何义; 下等人胸中有无限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等字面,而不知此等字面为何物。”后文认为: “观中国教书之中,教人君者十之五,教人臣者十之四,教民者十不及一焉。教既如此,政亦宜然。”“小说者,国民特性之代表也,试观中国之小说,无一人肯以平民老者,而又不敢有做皇帝之思想,非于政教之果受之至深,恶能如是。”在夏曾佑看来: 中国政教链条中,下等人的教化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因此在小说界革命风生水起之时,以小说教化妇女、粗人,便再次成为《小说原理》的逻辑起点。

以士大夫阶层自居的夏曾佑,是以消遣的态度读小说的。其诗集中有《积雨卧病读林琴南迦茵小传有感》诗云“会得言情头已白,捻髭想见独沉吟”,言其自己病中读小说的心情,并想象译者捻髭沉吟的情景。林纾70岁生日,夏曾佑有《寿林琴南七十》诗云:

琴南洵健者,卫道无一避。藏山纸千张,乃以小说累。然以小说论,其功亦已邃。吾人拜泰西,几与天人比。政治与起居,不复容思议。及公发其局,凶丑乃极备。国狂庶或醒,天下当受赐。至者即不传,此功亦其次。

林纾卫道,夏氏视为健者; 古文可传,其学反为小说所掩。从严复翻译知泰西政治,从林纾翻译知泰西生活。林译小说颠覆了国人对泰西的某些认知。仅靠翻译小说,林纾著述之功已足可传世。

四、生命的尾声

夏曾佑1912年应蔡元培之招,到北京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长,鲁迅任职于其部下。第二年参与发起组织孔教会。中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后回教育部编纂处编审员,同意张元济续写《中国古代史》的提议,1921年应聘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

1904年,夏曾佑为严复译作《社会通诠》写序时,结合书中所谈学理,不失时机地将个人长期关注的宗教与政治之问题的结论性成果全盘托出。夏序首先区别政治与宗教概念,以为“自其恒干之所服习者言之,则命曰政治; 自其神智执著者言之,则命曰宗教。”第二,论断“宗教政治必相附丽”。宗教革命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先声: “未有旧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蜕者。”第三,认定中国进入宗法社会早于西方,孔子之说浸淫以成国教,其籍宗法以定君权,而非借君权以维宗法。“政治与宗教既不可分,于是言改政者,自不能不波及于改教。而‘救危亡’与‘无君父’二说,乃不谋而相应,始胶固缭绕而不可理矣。”夏氏1904年“救危亡与无君父”将“胶固缭绕”的推论,二十年间在中国相继上演。夏曾佑本人也目睹了一时兴之所至的学术预言,成为辛亥与五四时期社会变革的现实。1924年,夏曾佑去世,其子夏元瑮、元瑜发布的“哀启”中透露:

“辛亥革命事起,新进少年意气颷举,谓天下事从此大定,先严独愀然谓: ‘革故鼎新,古今大业,不如是易易也。’盖阅世既深,测往知来如是。”

这种感觉,对史学家、预言家来说,应该是真实的。政变了,教尚在,革故鼎新大业未成。

任职教育部之后的夏曾佑似乎已经失去了当年做出“未有旧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蜕者”判断时的心力与锐气。有了共和国新政,夏曾佑与孔教会代表陈焕章等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此举不知是出于对早年“改良孔教”学术观点的坚守,还是为袁世凯执政后政治思潮所裹挟? 夏曾佑曾被添聘于清史馆,据其作于1918年前后的《史馆独坐》诗可知一个史学家独坐史馆时,唯叹丘聃皆死,图史如海,遗文俱在,在寻常哭笑中,迹往名留,笔画鬼神。显然史馆寂寞冷清之重,是一个让人怀疑人生的情景。

夏曾佑一生,在忧患中,在贫困中。在祁县知县任上时,与堂兄汪康年书信,喋喋于谋事艰难,生计艰难。1899年4月25日信云:“我等四十之年,少小之日,生于忧患,未尝开口为笑也。中年以往,益以不支,饥寒之逼,固非异事,性命之虞,亦在意中。”1900 年 9 月 27 日的信中说:

“我尤为支那忧之。支那必为埃及、印度之续。我更自忧,谋学术不成,谋吃饭又不成。二者即使有成,而所见者均不愿见之事,所闻者均不愿闻之言,虽生不如无生也。”

1905年,被选为五大臣随行人员后,忧衣服行资:

“弟素无恒产,居者、行者,皆须为谋。且既入外国势利之场,必不能仍其韦素,大约衣服等类,非数百金不可。因平日衣服太少。此等之事,要之于人则不情,出之于已则无有,此亦一甚难之事。”

早年、中年的困顿潦倒,晚年则并无太大改善。其子夏元瑮1934年作《夏曾佑传略》,谈及夏氏晚年在北京的生活:“居北平,尝杜门以诗酒自娱,有请教者,则殷殷诱导,无德色,无倦容。”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云:“近十年来,社会上早忘却有夏穗卿其人了。穗卿也自贫病交攻,借酒自戕。正是李太白诗说的“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连我也轻容易见不着他一面,何况别人?”

夏曾佑一生,在读书中,在学术中。其子夏元瑮作《夏曾佑传略》述其读书情况曰:

“少时读书,尝以数十巨册置案上,一二日读竟,或一日中可读二三部。及掩卷,书中要旨,能一一备述。以故博极群书,几无学不窥。”

《传略》概述夏曾佑学术成就如下:

先生于古今中外学术、宗教、文艺之渊源派别,窥其微奥,得其会通。尤邃于佛典,与嘉兴沈曾植、同邑张尔田诸人谈佛,听談佛,昕夕不倦,故自号碎佛。毕生讲学,无门户异同之私,若汉宋之纷争、儒释之异尚,以及新学论唯心唯物之各相持而不下者,皆无所左右,凭其载籍所存与事物所托,一一平心而剖别之。凡所评论,则昔人之所未道。王修植尝言: “今之读书者多,读书而淹博者亦多,读书而不为古人愚者,惟夏氏一人也。”平素不习西文,未履欧美之地,而各邦之政治兴衰与其学术变迁,咸洞悉其本原。尝语其门人曰:“吾壮岁读书,但事涉猎,以观大要; 中年而后,一书之章节,靡不潜心细绎,即一字一句,未敢忽诸。

俞大维曾口述:陈寅恪1912年由欧洲回国,拜见夏曾佑。夏羡慕陈识外文,有许多书可读。自己只能看中国书,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读。陈寅恪当时觉得荒唐。至陈寅恪七十岁时,居然有与夏曾佑同样的感觉。这种文坛逸事,是读书人之间的美谈。加上晚清今文经学者认为: “中国自汉以后的知识全要不得”,更易造就上述读书的传奇。

夏曾佑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是19、20世纪之交与严复、梁启超站在同一阵营的维新常识分子。在救亡图存与西学东渐的思想背景下,夏曾佑把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及对西方学术的了解融合在一起,著言立说,成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主旨的救亡启蒙运动与“新史学”的参与者。夏曾佑的政论时评、新学诗的写作、及对小说参与启蒙的提倡,又使他成为“文学界革命”不可或缺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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